2月16日，重庆燃气发布公告表示，针对重庆市监局对公司燃气收费问题的通报一事，“公司诚恳接受调查处理意见，深刻反思，并向广大用户致以深深歉意”。此前两日，重庆市监局调查通报显示，该公司自2024年4月被查处多计多收燃气费问题以来，落实整改责任不到位，整改工作流于形式、推进不力，仍存在抄表周期混乱、违规估抄、错抄、抄表力量配备不足等问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已是重庆燃气第二次被查处燃气费多计多收问题。2024年初，重庆“燃气费用暴涨”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当年4月13日晚间，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集团等企业开展调查，十多天后重庆燃气发布公告，承认公司多计多收气费1182件，涉及金额超过285.85万元，已全部清退完毕，并承诺整改。

本以为那次事件后，重庆燃气能改过自新，哪知彼时承诺的道歉还在耳边回响，新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咋舌。人们不禁要问，过去一年的整改，到底整了些啥？是选择性整改，还是根本就没把整改当回事？面对问题，重庆燃气似乎已“轻车熟路”，又是道歉，又是承诺整改。可这些道歉和承诺，如今看来就像一场闹剧，公众的耐心和信任也可能因此被消磨殆尽。

从监管层面看，也让人怀疑监管的力度和有效性。2024年的处罚似乎并没有让重庆燃气长记性，这处罚究竟是隔靴搔痒，还是另有隐情？难道就不能拿出点雷霆手段，让这些无视百姓利益的企业，真正付出代价？监管部门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如何才能建立起长效的监管机制，让企业不敢再犯、不能再犯？

细究重庆燃气敢于一再犯错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它作为区域内主要燃气供应商，依靠管网的物理垄断，手握燃气供应的“独家大权”，在区域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据其2022年财报显示，重庆燃气手握市内26个区县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按国家市监总局《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特许经营权意味着运营、维护和供应燃气的独家权力。这表明重庆燃气依靠行政权力，获得了此26个区县独家经营燃气的权力，此经营明显排他，具有垄断性质。如此格局下，某些城燃企业背离行业公益属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在国家近年的反垄断执法中，频现燃气企业的身影。国家市监总局发布的2020-2022年度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中，江苏港华燃气等9家城燃企业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处罚。有报道显示，这些年度报告指出：“供气行业垄断案件持续多发”“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主要集中在供气行业”“供气领域存在市场垄断与行政性垄断交织现象”。这些报告还指出，“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城燃企业为在土地、规划、定价等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往往通过与当地政府股权合作的方式，实现了利益捆绑。而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提升对城市燃气的控制权，对燃气企业的规划和监管等存在一定的倾向，实际上形成了对特定企业的行政保护”。

这种自然垄断虽降低了重复建设成本，但也隐患无穷。在垄断的“温床”里，重庆燃气无需为争夺用户而提升服务质量，也无需为了吸引市场而优化管理。抄表员人均每月要抄录4500户，这不是在为用户服务，不过是应付差事。也正因为垄断，重庆燃气可以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次次挑战用户的底线。因为它不用害怕失去用户，不用担忧市场份额被抢占，自然敢对监管部门的要求阳奉阴违，对用户的投诉置若罔闻。重庆燃气屡罚屡犯，说明罚款等处罚措施未能真正触及它的痛处，垄断企业似乎把罚款当成一种可接受的“成本”。

要改变这种因垄断带来的隐患，需对公共事业治理进行系统性的改革。首先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燃气供应中来，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其“特权思维”。比如分割管网运营与气源供应，在一个区域内引入市场竞争要素，形成多家供应商竞争的格局，同时允许用户自主选择燃气供应商。

其次要对监管技术进行革新，构建全新的监管体系。如推行计量设备开源认证，建立燃气表算法审查机制。有报道显示，北京、上海等多地都使用了燃气“计量数据区块链存证”技术，将加密技术、分布式数字账簿、不可篡改等技术用到了燃气计量中，使燃气数据去中心化，不仅能实时监测，形成可永久追踪、无法篡改的数据账簿，以建立企业与政府、用户的信任关系，搭建政府主导的能源大数据平台，对计量数据进行实时监管；同时，设立跨部门的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整合市场监管、住建、大数据等部门职权，统一对公用事业企业进行监管。

其三需建立消费者赋权机制。各地在对公共事业的监管中，应建立用户代表常任制，让他们在价格审议和服务评估中有话语权。公共事业部门与企业在推进各类公共事务时，一定要先确立与用户的沟通与参与机制，从“事后灭火”转向“过程民主”，这样才能了解用户的利益诉求，提高公共事务的质量。

要打破公共事业领域的垄断困局，不能止于个案的处理，需在制度层面推动系统性改革。只有打破垄断的藩篱，重建公共利益优先的治理逻辑，才能避免类似重庆燃气事件的治理窘境。毕竟，燃气管网输送的不仅是能源，更应是看得见的公平与摸得着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