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一国经济中应扮演多大的角色？社会又应如何看待那些试图通过出售商品和服务获利的人？正如雅各布·索尔在他的知识史著作《自由市场：思想史》中指出的，这两个问题困扰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两千多年。当人们在今日的新闻中看到，英国政府试图重塑政府的经济角色，结果导致政治和金融动荡时，这两个问题依然困惑着大家。

对赚钱的矛盾态度可以追溯到伟大的罗马演说家西塞罗，他热衷于农业贸易，但对商人阶层极为怀疑。同样的矛盾态度也能在《新约》中找到，耶稣对一个富人说，“去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但在关于才干的寓言故事中，主人责备一个仆人把他的积蓄埋起来，而不是明智地进行投资。

教会的早期历史中有一个突出的紧张关系，一边是像方济各会一样相信贫穷的誓言的人，另一边是教会权力集团稳定的财富积累——这是从那些希望买到救赎的贵族的捐赠中获取的。

正如南加州大学哲学、历史和会计学教授索尔所证明的，“自由市场”的概念也被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使用。从罗马帝国到蒙古帝国的古代帝国都认识到，贸易的扩大带来税收增加，这有助于为他们的军事机器提供资金。但最重要的目标是为国家服务；这种哲学中没有自由意志主义的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和专业职业由其统治者授予特权，但实际上是君主授予它们垄断权，以换取税收。

近代历史也遵循了类似模式。随着欧洲国家将触角伸向美洲和亚洲，贸易也随之扩大。但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国有企业走在前面。亚当·斯密或许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守护神，但他也是《航海法案》的忠实拥护者，该法案试图实施英国航运垄断。

“自由放任”一词是法国经济学家德·古尔内在18世纪创造的。但法国政府更多地遵循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科尔贝开创的方法，他认为政府应该支持和保护国家工业。科尔贝的建议被新生国家美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热情采纳，也被多数欧洲国家在19世纪工业化时所采纳。英国可能在19世纪下半叶遵循了一种“自由贸易”模式，但维多利亚时期的政府乐于干预经济的其他领域。

索尔的书既博学又精辟，他的目的是强调，20世纪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著作中出现的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学派是一种知识上的偏差。尽管此类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获得了关注，但作者指出，“大多数发达工业经济体遵循的是相对类似的自由社会模式，即既有普遍的自由市场机制，又有政府对经济的广泛监督和参与”。

不过，如果索尔能在书中讨论一下成功的政府干预的界限应该在哪里，可能会更好。比如，瑞典政府1993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是不是太高？哪些行业国有化是有意义的，哪些行业在私营部门最合适？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回答。

未来几十年，各国政府必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国家的选民会要求这样做，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坚持这样做。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可能是经济成功的关键。

（菲利普·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