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联合国创建80年，重温习近平主席2023年11月在旧金山演讲时如此追溯历史：“78年前，在携手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后，中美共同参与发起旧金山制宪会议，推动建立了联合国，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代表中共签下名字。中国代表团作为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用毛笔把汉字留在了签署区的第一行。董必武在1975年4月2日去世，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发来唁电，称其“作为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被人们怀念”。

董必武那一次的美国之行长达7个月，除了开会，还宣传了中共与解放区，统战了华侨，帮助重建了在美党组织，最终留下诸多佳话。他省下生活费、交际费与置装费共2500多美元，加上华侨捐款后有3万美元，为新华社购买印刷设备。他留下的《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成为经典的红色历史文献，陈列在他老家湖北红安县博物馆内。

代表中共和解放区民众去美国

二战后期，随着国力超群的美国参战，反法西斯主义阵营一方取胜是早晚的事。跟美国搞好关系并争取美援，因此成为各国头等大事。当时中国的国共两党也不例外。

1939年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共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南方局的工作重心就是统战，在大后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国际上统战外国人即对外宣传来争取援助。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当副书记兼社会组的组长，负责社会统战工作。正是这段陪都生涯，董必武与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英美大使馆人员、亲共的西方媒体人都比较熟悉了。

1944年9月5日，时值豫湘桂会战的紧张黯淡阶段，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后打下大后方第三大城市衡阳，接着进军广西。此时在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开幕，董必武和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精妙策略，成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多党派联合政府。

9月24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细致汇报大会情况。他指出宋子文在华盛顿贬低中共的发言：“中共只有三个师，比之国军不及百分之一。”对此，林伯渠在大会上抛出详细数据，共产党的正规军有477500人，民兵220万人，15个根据地人口合计8800万人。此时，莫斯科也呼吁要在东欧建立联合政府，如此大背景加上中共的雄厚实力，给了美国人充足理由允许中共参加旧金山的联合国会议。

1945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出，要派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代表联合提出要求。周恩来当天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提要求，国民党只能占中国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和民盟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分配名额才能真实代表中国。

3月9日，周恩来致函负责对英美两国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主任委员王世杰，中共中央决定派出3名中央委员参加中国代表团，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随后，周恩来把同样内容通知赫尔利。罗斯福听取赫尔利汇报后，在3月15日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妨容纳中共及其他政党的代表，这样有助于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景。罗斯福还以美国代表团为例，强调包括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代表。罗斯福等于用婉转的外交辞令，告诉蒋介石应该让中共跻身代表团。

赫尔利虽然在1945年日益亲近重庆方面，但既然罗斯福同意了，他只能同意。一番博弈后，中共的3个名额被压缩到1个，选中董必武。3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代表团9人名单：外交部长宋子文带队，其他成员包括顾维钧、驻美公使魏道明、《大公报》总编辑胡霖、中共代表董必武、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励、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国民参政党主席王宠惠。因为忙于更重要的军事和国际金融问题，宋子文只是挂名团长，实际是顾维钧承担团长职务。

4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两名，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主席团指示，董必武赴美的核心任务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中共的国际地位，尽量争取留在美国工作。他的两名随员，从伍修权、陈家康、章汉夫里选择，最终选章汉夫当秘书，陈家康任翻译。

章汉夫1926年从清华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在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任位于旧金山的美共中国局书记，中国局是发展华侨华人留学生党员的组织。他回国后不久，1928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任两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1938年成为《新华日报》总编辑。

陈家康1934年加入上海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由此在翌年入党。1938年1月，他进入长江局，任秘书、党员培训班主任，3月任周恩来的秘书兼英文翻译。长江局改组成南方局后，他先后任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兼党派组成员、南方局对外宣传组副组长。1944年4月，他回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参加接待到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

4月6日，董必武从延安飞抵重庆，在民盟举行的欢送会上阐述了赴美目的：“代表敌后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各国表示我们的意见。”董必武一行人在4月12日起飞，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经印度，转中东，跨非洲，越过大西洋，到巴西，北上纽约。4月21日，一行人落地纽约。董必武最终在美国待了半年，除了开大会时在旧金山，其余时间基本在纽约。

旧金山会议期间，皇宫酒店玫瑰厅，董必武在美籍华人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

章汉夫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徐永煐，赶去机场迎接董必武三人。同样是读完清华大学后留美并加入美共的唐明照，多年后回忆起当时已59岁的董必武，“经过这样的长途跋涉，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唐明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回国，投身外交工作，官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72年至1979年任主管联合国政治事务、非殖民化和托管事务的副秘书长。

董必武不顾舟车劳顿，第二天晚上就去见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的老同学、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白劳德建议中国客人不妨去拜会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董必武没有表态，且转移了话题。

事后，同去的唐明照表示不解，董必武语重心长地解释：“我是共产党员，到美国来首先要拜会的是共产党人，其次是同情和帮助我们的美国朋友，然后是对广大的美国人民做工作；至于美国官方人士，见不见没有关系。何况美国对我们表面上说些好话，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反对我们的。如果他们有事要见我，他们会主动提出来。现在既然没有提出，我若主动要求拜会，他们反以为我们有求于他，那就更要翘尾巴了。”

以大局为重维护中国代表团的团结

董必武在4月24日飞抵旧金山，出席当地华侨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翌日便是联合国大会。

从4月25日到5月2日，为大会一般性辩论阶段，各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表明对崭新的国际组织的态度。5月3日开始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为此设立4个专门委员会各司其职。董必武进入会议第三委员会，内容是商议关于未来联合国机构及议事程序安排。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董必武正在用毛笔签署《联合国宪章》，他的名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

《外交部关于旧金山会议报告》显示，董必武参与讨论了美国代表团提出并引发各国代表激烈争论的托管制度问题，商议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当时尚属殖民地的地区进行管理，以取代旧式帝国主义殖民地制度。他勾勒出托管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被托管地区的自由与独立，维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大公报》驻英记者萧乾，被派去跟踪报道旧金山会议，同时作为总编辑胡霖的助手。他回忆4月25日的开幕式：“代表团入场时，摄影记者争夺有利角度，镁光灯的光束从四面八方朝国际政治舞台的明星射来，咔嚓咔嚓声响个不停。”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作为四个大国之一的代表团（法国当时被排除在外），此时此刻受到了全场高度关注。

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用木槌敲了三下，会议正式开始。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送上欢迎词：“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在这个世界里，睦邻友好已成为全球共识。我们认识到，理解彼此的问题是和平的最大保障。而真正的理解只有通过自由协商才能实现。这次会议本身就证明了睦邻友好与团结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得到认可。”

为避免西方记者断章取义造成政治事件，董必武4月27日致函新华日报社：“所有在国外的一切谈话，都将交《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以免道远传讹，望诸好友鉴察。”

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宋子文在回答记者提问前先介绍各位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有3位属于反对党。有记者提到反共势力批评共产党人是带有危险色彩的人物，所以请宋子文介绍一下这位神秘人物。宋子文没有因党派立场为难董必武，介绍了“我的朋友”董必武，强调“我们已共事20余年”。董必武不卑不亢、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向记者们鞠躬致敬，博得全场掌声。

正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萧乾与神秘的中共代表团有了近距离接触。他和胡霖每天午饭晚饭都去唐人街的杏花楼餐馆吃中餐，除非有记者招待会。代表团中，胡霖与董必武最接近，所以每次吃饭都拉上董必武团队。

“陪同董老的是章汉夫和陈家康。可是桌面上谈论的，无非是些会场上的花絮，很少涉及国内政治。我坐在末席，不大插嘴。”萧乾记录，“印象中他是最典型的忠厚长者，他总是捋着胡子微笑，从不带一点火气。”

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种委员会讨论之前，必须先经四大国（法国被排除在外）审查批准，这往往要经历激烈争论。四大国每天一早要碰头，就一些问题达成谅解。萧乾就抱怨：“倘若估计能在联合国大会上采访到点值得报道的东西，即便它拖得再长，我也愿意以守株待兔的精神坚守在那里。但是会越开越疲塌。大会小会，多是在一些程序上你争我夺，而真正的‘政治’却在桌面底下——在密室里进行。”他最后干脆放弃报道，转去美国各地采风。

中国代表团内部，董必武以大局为重，未跟其他人起冲突。每当代表团开会提到苏联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他都一声不吭。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记录董必武：“他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商就于我。”

顾维钧与董必武进行过多次谈话。落地美国的第一天，董必武就找顾维钧询问了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相关问题，“关于国内问题，我委婉地向他暗示，代表团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因此只能讨论有关整个中国的问题。我这话似乎起了作用，从此他再没有向我提过政治问题。”这次交谈后，顾维钧在日记里记录：“董是一个上了年岁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似乎比李璜更长于辞令。”

董必武能够同国民党代表团结合作，在国共对立加剧的国内局势下，实属不易。党史学者裴广强指出：“正是由于董必武超越党派，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到第一位，才使得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团结合作更为紧密。”

此外，董必武赴美的最重要使命并非开会，而是抓住良机做外宣工作。还有一点，顾维钧作为北洋时代的外交栋梁被国民党留用，身上没有国民党色彩，能被各政治派别接受。顾维钧追忆这段经历时承认：“我无形中成了非国民党人士的联络官。”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6月25日举行，《联合国宪章》正式通过。这一天，董必武代表中共，在旧金山电台对中国国内发表广播演说。6月26日上午，签字仪式在退伍军人纪念堂的舞台上举行，董必武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中共参与创建联合国的见证。签字仪式持续了8小时，之后，代表们又回到战争纪念歌剧院参加闭幕式。

“你们刚刚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我们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坚实基础。历史将为此向你们致敬。从欧洲的胜利到这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的最终胜利，你们赢得了一场对抗战争本身的胜利。”美国总统杜鲁门致闭幕词，“凭借这份宪章，世界可以开始期待所有有价值的人类都能作为自由人体面生活的那一天。”

在美国展开党组织工作

尚在旧金山会议期间，5月18日，董必武用英文发表《中国解放区实录：关于中国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事实报告》，印刷5000册，分发给华侨、与会的各国代表与记者。

这份3万字的材料，以1939年底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为基础，有7个部分：引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工会、实现人民迫切要求的计划。它整体内容是介绍中共抗战情况并呼吁建立联合政府，指出中共截至1944年底解放了9400万人口即沦陷区总人口的36.6%，收复85万平方公里领土即沦陷区总面积的21%，为此牺牲了446736 人。

旧金山是华人在美的最大聚集地，董必武必须要深入华侨社区做宣传工作。他多次出入旧金山华侨居住区，拜会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比如6月3日上午，他与部分中国代表团团员去孙逸仙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下午，他出席旧金山救国总会召开的侨众宣传大会，发言指出国内同胞与海外侨胞一起努力实现民主政治。又比如6月5日，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联手举办演讲会，他应邀作演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重点介绍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

7月2日，董必武团队乘火车离开旧金山，穿越美国去纽约。大会结束后，他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并指导在美党组织的运作，一切围绕着《美洲华侨日报》展开。该报创刊于1940年7月7日，由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衣联会）及梅参天、冀贡泉、唐明照等人在纽约创办。成立于1933年的衣联会，是个公开的左翼组织。

报纸创刊初期，唐明照任社长，冀贡泉任总编辑，1年后唐明照兼任总编辑。这份报纸是中共在美洲侨界宣传思想、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被称作“美国唯一一份不支持国民党的中文报纸”。毛泽东题创刊辞：“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南方局派去美国留学的徐鸣，在回忆往事时清晰说明报纸性质，对外称主办单位是衣联会，“其实是中共的‘党报’”。这份报纸等于是中共在美国的阵地，所以董必武对其投入了巨大精力。早在1941年，在董必武的指示下，中共南方局连续派遣不少党员留学美国。

1946年初，徐永煐根据已归国的董必武留下的指示，加强组织建设。他进一步召集唐明照、《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以及当过冯玉祥秘书的赖亚力、徐鸣等人，每周五开会研究时事政治和编辑事宜。这个组织当时自称“周五俱乐部”，杨刚1948年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这名称不像样，其实就是“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因此得名。

之后，经济学家陈翰笙、在美刚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并进入联合国工作的龚普生、在美进修化工的薛葆鼎、在哈佛读经济学博士的浦寿昌等人也加入。随着团队扩大，小组的职责扩大为领导部署旅美同志的全面工作，囊括报纸编辑、华侨社团和留学生工作、与美共中央的联络工作……

董必武代表中共向报纸捐赠1万美元，在当时称得上是巨款了。徐永煐在自传里以感恩的心回顾1946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恢复华侨中党的工作，并休养胃溃疡病，生活一部分靠积蓄，一部分靠中国党津贴（董老留的款子）。”

董必武告诫唐明照为首的编辑部团队：“报纸要有原则性，要反映广大华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迫切要求，要为他们说话。侨报虽不是党报，但凡是代表群众说话的报纸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报纸，顺境和逆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唐明照回忆：“在纽约的中国同志，对于董老的到来更是高兴万分，就像远离家乡的孤儿忽然见到亲人一样。”董必武将住在纽约附近的华裔党员召集过来开会，他深刻阐述了延安整风运动、统一战线政策、党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唐明照深有感触，生在国外的人对于国内情况尤其是党的建设等问题都不太清楚，听了董必武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如醍醐灌顶。

董必武告诫大家，不能对国民党政权与美国存有任何幻想，要认真对待局势发展。报告的末尾，他指出中国前途：“只要我们遵循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是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的。”

在纽约期间，董必武还拜访了美国社会著名的亲共人士，如记者史沫特莱、陆军上将史迪威的女儿、诺奖作家赛珍珠等。在旧金山与纽约期间，董必武会晤了许多美国政要，有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前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曾任国民政府顾问的林白乐、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处长庄莱德、内政部副部长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韦恩·科伊（Wayne Coy）、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曾任副总统的华莱士……太平洋国际学会亲近苏联，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董必武与该会成员拉铁摩尔、费正清、斯诺、爱泼斯坦等人也有来往。

董必武与衣联会合作，不到1个月就募集到一笔钱，买了4辆2吨级的卡车并改装成救护车，两辆车给中共军队，两辆车给国民党军队。8月15日，他在异国他乡迎来日本投降的喜讯。11月20日，他在章汉夫陪同下离开美国，26日飞抵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