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明确江苏省可根据实际，对企业引进的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比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执行同等引才补助津贴政策；对企业在聘的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分别比照专业技术人员中级、副高级、正高级享受待遇。江苏省的这一政策引来媒体热议，认为此举是要用制度保障高技能人才在当地的薪酬待遇，打破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瓶颈”，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

其实早在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提出全面实施“技能中国行动”。该《意见》中明确要求引导企业技能人才的薪酬分配制度，提出用人单位在聘的高技能人才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晋升、工资福利等方面，分别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其后各地陆续推出了关于高技能人才的推动政策，如上海市要求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上要发挥向技能人才倾斜的示范作用，企业内部工资总额分配要向技能人才集中的子企业倾斜，工资总额增量优先用于技能人才激励，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不低于单位管理人员；广东省则规定聘任为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的人员，可分别比照本单位正高级职称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对大陆教育与就业稍有关注的人，都能看到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企业在市场上又找不到合适的技术技能人才，这种教育与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虽然中职、高职生就业率一直高过本科生，但由于社会对高学历的强调，及民众普遍怀有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大多年轻人仍把进职业学校作为万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据媒体报道，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40.8%的制造业职工月均工资在4000元以下，32.5%的制造业职工希望打通管理、技术与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虽年年上升，去年已过21万亿元，但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一直不高。技术劳动者不仅工资低，在身份、待遇、社保等方面，也与学术和知识型人才有很大差距，这使技术工人与劳工群体难以分享改革成果，加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社会对技术与劳动一直缺乏尊重，歧视技能与劳动者也成为常态。表面上看，是年轻人不愿进职业学校，实际上体现的却是技术与劳动价值在社会中的危机。所以，今年高考考生陈雨萱考602分未选择去本科院校，而是选择进入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竟然成为了一条各媒体热传的大新闻，可见高分考生愿意进入职业技术大学的依然很少。

国务院的《意见》显示，中国关于高技能人才建设的目标是，到“十四五”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这些年职业教育学校也增长了不少，但由于大量学校缺乏资金投入与专业积累，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设备、师资与技术力量都极落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技能与企业要求差距仍然很大。因为当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乏标准化的管理与科学系统的设计，所以很多职业学校不仅对产业和行业处于封闭状态，也缺乏来自国家与社会的监督和评估，这些都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低下。

全国人大代表王建清调研发现，企业的固定用工成本，在一般性费用方面已超过48.3%，再加上其他福利费用，超过了55%，这严重制约了企业增加长期用工的积极性，逼迫他们用劳动派遣工、合同工和辅助工。现在工人在企业待的时间很短，根据合同要求时间干活，自然造成了企业技能人才断档问题。他认为，只有国家真正地为企业减负降税，让大家能够轻装上阵，企业才敢用技能人才。

王建清的这一看法一针见血。税负过高，影响的不只是企业的技能人才问题，也让这些企业根本没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的研发中。尤其对那些创新型制造企业来说，研发投入的主要是人力资本，但目前人力支出并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对个人还得征收比例极高的所得税，所以企业只要想研发创新，等于在无形中就加重了企业税负。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如何真正降低企业的税负，已成为中国科技水平能否上升的一个重要环节。

培养与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已成为政府与全社会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产品的世界化，建设高技能人才更需要有国际视野与经验，更需要培养世界通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让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增加中国经济的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