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挑战很多，但像塑料污染这样造成深远后果的不多。问题的严重程度令人震惊：从堵塞世界河流和海洋的大量塑料垃圾，到渗入最偏远生态系统的微塑料，包括南极洲。塑料危机还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比如通过接触瓶装饮用水中普遍存在的微小塑料颗粒产生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60年，全球塑料垃圾将是现在的3倍，超过12亿公吨。

虽然全球解决塑料污染的措施力度日益增强，但是仍然存在严重障碍，令现行战略和政策的效果受到质疑。在此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认为回收塑料能解决问题的错误观念。尽管全面推广回收计划，可现实是：回收塑料问题重重。研究人员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塑料以来所生产的所有塑料中，大约只有9%得到回收利用。

由于塑料回收存在种种缺点，人们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必须削减塑料总产量。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废弃塑料，目前这也不可能，而是指限制使用有问题和可以避免使用的塑料，同时解决化学添加剂和聚合物成分的根本问题。

塑料回收之所以不见成效，主要原因是：多种广泛用于包装及其他应用的一次性塑料是不可回收的。一些塑料包含构成不可逆化学键的聚合物，不能以环保和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进行熔化和重塑。多层复合塑料、涂塑包装纸和保鲜膜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但它们都是不可回收的。

此外，塑料生产使用惊人的不同种类化合物，而且已知其中很多化合物含有危险特性。多项研究表明：回收过程中，有害化学物质可能累积在塑料中。特别是，回收的塑料用于食品接触包装材料时，人们对危险化学品迁移到食品之中感到担忧。

塑料中存在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加剧这个问题。人们发现，一般用于家用清洁剂、杀虫剂、个护产品以及很可能用作食品包装材料的某些种类的塑料容器包含高浓度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触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与大量严重的健康影响相关：从发育问题到前列腺、肾和睾丸癌症；出生体重低；免疫毒性；甲状腺疾病等。

使用再生塑料还存在成本壁垒，因为它们通常要比初级塑料产品更贵。再生材料生产的塑料树脂经常遭到较便宜的初级材料的降价竞争。这种经济差距有损企业选用再生材料的动机，导致对塑料新产品的依赖和塑料污染周期永久化。

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各国政府同意召集成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手段，解决塑料整个生命周期问题，包括上游生产、设计、使用和废弃。正如之前的谈判所证明的，塑料完整价值链的监管工作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具有多方面政治影响。

比如，经济基本上依赖石油化工和塑料工业的国家，它们反对设置塑料产量上限；限制塑料产量是一些科学家一直呼吁的措施。相反，生产国力主对这个问题采取范围较窄的解决方案，主要聚集在垃圾管理方面；就塑料而言，涉及垃圾填埋和焚烧。

生产国的抵制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会对这些国家的工业产生影响。比如，在印度，化学品和石化行业直接雇用大约200万人，而且这个行业正在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除此之外，生活在石化产品生产工业区附近的数百万人间接依靠它们维持生计。在政府谈判代表努力应对这些复杂的政治影响之际，有效解决方案取决于是否能克服这些障碍。

尽管如此，仍然有前进之路。拥抱创新技术和替代材料，可能有助于减少对塑料的依赖；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和经济刺激，鼓励回收利用，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首先，对初级塑料材料实行全球收费，而不是对产量设置上限，以此作为重塑塑料生产与消费经济学的变革措施。这种收费其实是把与塑料工业的污染和环境退化相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助于为塑料的回收利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与一次性塑料竞争。

其次，这种收费产生的收入可能有助于解决融资缺口。从2025年到2040年，为了将每年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泄漏到环境中的比例从2019年的水平降低90%，估计需要17万亿美元。所征收的费用可重新投资于旨在改善垃圾管理基础设施的计划。通过协调经济激励措施与环境目标保持一致，对初级塑料材料征收全球费用，此举有望促进向更加可持续的塑料经济转型。

第三，随着全球、各国家和地方干预措施日益扰乱这些群体的生计，公正转型将加强非正规垃圾产业从业者的劳动权利和人权，该行业在全球有2000万从业者。类似地，上游价值链石化部门也需要制定公正转型条款。

第四，确保包装、瓶装和容器广泛采用安全重复使用系统。解决全球塑料污染危机的紧迫性给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造成严重困境。必须满足联合国环境大会设定的2024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虽然这样一项协议将代表着解决塑料污染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它可能解决不了塑料污染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其影响。

最后，政府不应等到达成这样一个条约后再采取行动。达成协议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不论结果如何，可以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采取防治塑料污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