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谈到女性及生育话题时，有一个政府部门绕不过去，那就是女性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它的前身是女性开发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当时妇女问题已成为韩国的重要国策之一。2005年，韩国把原先的女性部改为女性家族部，管辖内容进一步扩大，除女性部履行的职能外，还要制定综合性家庭政策，调整、支援各部门家庭政策及婴幼儿保育工作。此后该部门名称几经变革，于2010年又改回女性家族部，将有关家庭、青少年等方面职责划入并沿用至今。

女性家族部权责范围的变化与调整，反映出政府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而随着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上台，该部门更是站上风口浪尖。2022年大选期间，尹锡悦为了迎合年轻男性的投票，提出废除女性家族部的主张。此举遭到女性选民的极大反感，也让外界担忧起韩国女性的未来。

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颇高，韩国却是发达国家中拥有最少职业女性的国家。怀孕对于女员工而言，往往意味着离开职场。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报告中，韩国的全球排名几乎垫底。一旦生育，女性也被默认为是需要为家庭做出牺牲的人，这些都成为年轻女性不愿生育的原因。

韩国政府这些年在生育政策上做出了哪些努力，为何成效甚微？低生育率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女性家族部又将何去何从？今年5月，韩国女性家族部前副部长金京善（Kim Kyungseon）向《凤凰周刊》分享了她的见解。

金京善曾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女性家族部副部长，主要致力于解决女性就业问题。在此之前，她多年在雇佣劳动部任职，专注于劳动市场政策、青年和女性就业政策。离开政府后，金京善创建了一家名为“幸福职场生活研究所”的非营利机构，主要给予年轻人、职业遭到中断的女性指导，解决这些人的工作困境。

2022年8月24日，韩国首尔，一场金融招聘会上的求职者。

政府的努力为何效果甚微？

《凤凰周刊》：低生育率成为韩国眼下面临的最大危机。韩国有舆论悲观认为，这一趋势延续下去的话，韩国可能会是全球第一个消失的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韩国政府近年来做了哪些工作？

金京善：的确，低出生率降低了韩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极大增加了社会养老负担，并让国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前景堪忧。

从2005年起，韩国政府正式启动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名为“2020战略”的计划，期望到2020年能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6。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向孕妇、新生儿、在职父母和多子女家庭提供生育支持的政策。

为此，韩国还专门设立了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从2006年起，韩国政府每隔五年会发布一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规划》，这是政府为扭转低生育率做出的很重要的一项努力。按照2020年12月出炉的第四轮规划，政府将提升个人生活质量、减轻养育负担等作为政策重点。

我以前供职的雇佣劳动部也提出过关于解决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等问题的方案，例如增加父母双方的育儿假。

近些年来，女性家族部一直致力于构建双职工家庭相互扶持的社会系统，我们称之为“dual earner，dual carer system”，并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积极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为职场父母提供行政便利；针对部分父母因工作原因无法照顾孩子的情况，我们还曾提供过照看孩子等保育服务。

《凤凰周刊》：韩国政府做了如此多努力，却依然没能阻止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为什么？

金京善：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政策上的支持主要惠及的是大企业、公共机构，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以及个体户等相对弱势的群体很难享受到这些福利。另外，在韩国，子女的养育责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社会认知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善。因此，政府今后应当积极推进男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度、推出更多支持双职工的政策。

生育率下降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竞争太过激烈。在韩国，所有父母都希望孩子能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所以，即使可以去免费的日托中心或公立幼儿园，大多数父母依然选择送孩子去英语教学为主的私立幼儿园，而这类学校通常非常昂贵。为了应对竞争，父母不得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投资教育，这也是导致育儿压力过大的原因。

此外，还得谈到韩国社会的价值观，用一句话来总结——幸福就是获得成功。尤其在首尔、仁川、京畿道等发达地区，人们更是秉持这样一种统一的价值观。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渴望在大城市生活，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和收入胜于其他地方。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人口密度高、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昂、育儿经济压力大，年轻一代不得不应对这些挑战。因此，竞争带来的压力是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因。

《凤凰周刊》：在首尔，我们看到许多公共场所外面贴有“儿童禁入区”（No Kids Zone）的标识。政府虽然大力鼓励生育，但社会中却存在很多对有娃家庭不够友好的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除了政府层面，其他社会组织又能提供何种帮助？

金京善：的确，韩国社会存在一些不良因素，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例如你提到的在公共场所设置“儿童禁入区”，还有女性产后调理费用过高、针对儿童的安全设施不够完善等，都会让人产生生育方面的不安全感。

我认为，大家应该积极发掘这些“生育不友好因素”，向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提出建议或请愿。另外，也可以向一些相关自治团体提出建议——例如在市中心设立更多儿童步行道或是安全活动场所。

我创办的非营利机构“幸福职场生活研究所”也是致力于此，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年轻人解决职场生活中遇到的烦恼。虽然这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生育观，但至少会通过宣传，让其了解应该如何休产假以及育儿假，帮助职场女性找到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2023年5月，韩国首尔，基本所得党国会议员龙慧仁带着她学步期的孩子来到国会，呼吁政府取缔这项允许餐馆、博物馆、咖啡馆和其他场所禁止儿童进入的政策。韩国国会禁止除议员和授权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进入，它也被认为是一个儿童禁入区。

提升女性就业率是当务之急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想要真正提高生育率，政府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

金京善：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更多利好女性就业的政策，防止女性因生育、育儿造成职场中断。在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女性就业率还不到60%，甚至达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看来，一方面可以减轻部分工作的压力和时长，这样有利于更多婚育女性就业；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很多人看不起兼职，但它其实可以帮助婚育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只可惜，很多婚育女性如今连兼职都没有。

韩国现在的兼职工作都是合同工，通常聘用期为一年或两年，一般不会超过两年。这一点就不如欧美等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永久性的兼职工作，这对婚育女性来说是极大利好，这样她们不仅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对稳定的报酬。例如，美国银行的柜台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兼职，其稳定性和正常柜员没有区别，能一直做到退休。韩国政府应该在这一方面发力，让兼职工作享有和普通工作一样的保障，给婚育女性提供更多选择。

《凤凰周刊》：你任职女性家族部副部长的时期，也是新冠疫情比较严峻的阶段。疫情下，韩国女性在就业方面面临哪些新的难题？

金京善：2021年因为疫情，韩国女性就业遭遇了极大挑战。疫情后许多女性不得不辞掉工作，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不得不在家上网课，那就需要家长做出牺牲。此外，韩国就业市场也受到冲击，很多企业开始裁员，在裁员浪潮中，女性比男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当然，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即使在美国，失业潮中女性失业者也比男性多很多。

当时女性家族部做的主要工作是让失业女性重返工作岗位，例如给她们进行就业再培训，提高她们的工作能力。我们当时提供了约10万个工作岗位，帮助部分失业女性在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再就业。

当一个家庭需要有人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时，通常是女性做出牺牲。但如今，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以我27岁的女儿为例：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我想当一个职场妈妈。”起初我很疑惑，因为做职场母亲并不特别。后来我才明白，她的真正用意是强调她渴望成为一个母亲。要知道，在同龄女性里，更多人在意的是能否拥有一份好工作，而不是有没有孩子。

我出生于1969年，在我生活的年代，妻子和母亲是一个女人一生必然要成为的角色，工作要让步于此。如今在韩国，愿意做母亲的人变成了少数。与此同时，男性观念也出现了代际差异。我们这代人，男性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赚钱养家。但年轻一代男性认为养家育儿不仅仅是自己的责任，而且是夫妻双方的，他们也不再愿意找一个没有工作的女性成家。

总而言之，增加女性就业率将在未来几十年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应地，家庭内部的分工也应该发生变化。

《凤凰周刊》：疫情之后，女性就业的情况有所好转吗？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帮助她们？

金京善：目前来看，30岁-40岁女性回归职场率仍旧不足。女性家族部在不同地区设置了159个“女性新工作中心”，对女性提供职业培训、再就业支持等。为了帮助女性更好地回归职场，应该进一步加强该中心的功能。

与此同时，在家办公等灵活工作制是肩负育儿任务的女性劳动者非常喜欢的方式，女性家族部和雇佣劳动部应当协助企业，进一步扩大弹性工作制，并给予必要的支持。此外，还应该尽可能减少在职父母的工作时间，韩国一直以来的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有年幼子女的劳动者离职。

在提高女性就业率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下一步应当改进家庭内部的分工。例如，我认为父亲应该更积极地休育儿假，因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韩国，父母双方都有长达一年的育儿假，但很多人依然觉得这是为女性设立的制度。在公司内部，男性申请育儿假是需要勇气的行为。

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进一步改进育儿假制度，以及禁止招聘时的性别歧视。相关制度政策虽已存在，但执行时并非如此。因生育、育儿遭遇了职业中断，女性从招聘到在职期间都会经历歧视。要想减轻企业负担，男女应当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企业在招聘新职员时，无论选拔的是何种性别的人才，也应当支付同等费用。

《凤凰周刊》：听说你有两个孩子，但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并不容易。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金京善：事实上，我不是个好母亲。我有一儿一女，在他们小时候，我请了保姆，我的婆婆也会来帮忙抚养。坦率来说，虽然婆婆来帮助我，但我同时也承受了很多来自她的压力。不过，我的人生目标很明确，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那就得需要她的帮助，所以我比较能忍耐。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怕，利用身边和社会每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的资源（来养育孩子），这样才能得到平衡。

2013年2月，韩国首尔，一家购物中心在情人节为单身人士举办活动。

女性家族部会被取缔吗？

《凤凰周刊》：韩国总统尹锡悦早在竞选时就提出过要废除女性家族部的主张，但后来似乎不了了之。现在是什么样的进展情况？

金京善：在我看来，这只是政客在竞选时期的一种宣传，是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叫出的口号而已。实际上，他上台后并没有这样做。据我所知，女性家族部仍会继续存在。

过去20年间，女性家族部在提高女性的工作条件和参与率、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弱势群体等领域制定了很多政策。近几年，性骚扰或性侵受害者的数量有所增加，这同样需要女性家族部的介入，为这些人提供避难所。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取消女性家族部，而应该继续发挥相应功能。

坦白说，确实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名称，认为它看起来似乎只服务于女性。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女性家族部的韩语名称改为“两性平等家族部”。事实上，我们的英语名称就是后面这个意思。

如今，韩国年轻一代的性别对立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不喜欢彼此，甚至发生性别之间的仇恨、犯罪。例如，韩国只有男性需要强制服兵役，年轻人中有人开始质疑，为什么女性不需要服兵役？如果改名为“两性平等家族部”，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性之间的矛盾。

当然，想要通过设立某一个部门或者推行某一项政策来解决社会面临的深层问题，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政策效果不佳和让负责该政策的部门消失是两码事，我们应该努力解决前者，推行更好的政策。

《凤凰周刊》：疫情是否加剧了韩国的性别对立？如何能缓解这样的矛盾？

金京善：目前无法证明新冠疫情直接加剧了韩国的性别对立。反而是2022年总统选举和地方自治团体选举，让这种矛盾变得更为凸显，因为性别冲突经常会被政客利用。

为了缓解性别矛盾，我认为应该加强男女之间的沟通。韩国目前成立了国民统合委员会，它也是总统的咨询机构之一。按照总统尹锡悦的说法，“国民统合委员会将致力于通过能力出众的国政运营来促进不同地区、阶层和世代的和谐共处，实现真正的国民统合。”

我认为，有必要以国民统合委员会和女性家族部为中心，深层分析MZ世代（指于1981年-2010年间出生的人）产生性别对立的原因，努力提高政策应对。在有关男女双方是否都应承担服兵役的任务，父母双方是否应共同承担生育和养育责任等方面，可以进行公平讨论。同时，有必要以媒体或青年团体等作为沟通媒介，让男女双方实现相互理解。

《凤凰周刊》：对于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金京善：谈到职场性骚扰问题，早在十年前韩国就有过非常严格的法律。眼下，政府应当普及如何进行性骚扰的维权。其实不仅是性骚扰，还有职场骚扰，后者通常表现在职权更高的人对职权更低的人进行打压，又或者是同事间多数群体歧视少数群体，老员工歧视新员工等。虽然三年前韩国制定了相关法律，但效果还是不够，政府应该用更系统性的方式解决就业歧视的问题，包括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

《凤凰周刊》：为解决学龄儿童不足的问题，尹锡悦政府曾于2022年提出，将小学入学年龄从目前的6周岁降至5周岁，但因为反对声过大而未能成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建议？

金京善：我认为5周岁入学是不会被社会接受的。实际上，这也不是韩国政府的提议，而是某任教育部长的想法，绝大多数人当时都反对这一提议。

在韩国，我们会通过听证会和听取业界专业人士意见的方式制定政策。我在雇佣劳动部任职的时候，制定的任何一个政策会同时影响到雇员和雇主，因此我们会倾听来自双方的声音。例如在修改有关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长方面的政策时，我们设立了由雇主、雇员和专业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最终共同制定出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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