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5年正打得如火如荼，英国自由党人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担任军需部长一职。在战争胜负未决的紧要关头，他提到了饮酒问题：既然要清除德国的军国主义，首先要根治本国国内的酗酒毛病，以保持英国人的道德优越形象。

19世纪欧洲有两个民族擅长豪饮，一个是英格兰，另一个是俄罗斯。英国人全民嗜酒，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不列颠的啤酒年消费量达到了3550万桶，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差不多每人36桶啤酒。几杯酒下肚后，劲头上来，斗殴闹事乃至打群架是常有的事。少数嗜酒如命的人整日买醉，不顾家庭。

酗酒已经成为社会公害，重要性到了跟国际局势相提并论的程度。自由党的担忧，虽然有夸张成分，但醉酒风气确实影响生产效率。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工人，第二天头昏脑涨，没精力上班。军需部门的专家评估，如果节制饮酒，英国的战时生产力能够提高30%。

劳合·乔治借着战时特殊状态，实行管制措施，他大幅缩短酒馆营业时间，又对酒精饮料施加惩罚性的高税收，烈酒消费量减少了一半多。为了落实政策，劳合·乔治还迫使君主放弃饮酒的爱好，作为国民表率。

大卫·劳合·乔治

两党的分界线

爱不爱酒，清晰地划分出英国政党的楚河汉界。自由党是致力于改革的党，遏制贵族与君主，扩大选举权。禁酒主义属于社会改良的措施之一，甚至可以说，在民生层面的政策，禁酒居于核心地位。因为酗酒是一大恶行，而且是其他恶行的催化剂，平民借着酒劲赌一把，或者去红灯区潇洒潇洒。即便不干其他事，仅仅在桌子上痛饮、拼酒量，也伤肝，损害了穷人原本劳累虚弱的身体。

19世纪初的伦敦，共有5000多家小酒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做实地考察，经常看见烂醉如泥、东倒西歪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酷爱烈酒、斗鸡、地下拳击等各种刺激性的玩意儿。改革派推崇端正的生活和勤奋的工作伦理，他们展现出菩萨心肠，从事慈善活动。改革家们为工人修建免票的博物馆和动物园，义演歌剧和交响乐，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给贫家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另一边展现出雷霆手腕，实行禁酒等管制措施，打击酒类贩卖的格拉斯顿、劳合·乔治都是自由党人。而保守党在酒的议题上，态度宽松。

1840年代，戒酒协会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仅曼彻斯特就有1000家协会。自由党鼓励低收入群体杜绝酒精，摈弃恶习。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取决于他的出身和家庭，而在于他自身素质。家境卑微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努力，上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断绝纵酒等不良嗜好，是草根穷人摆脱困境的第一步。自律、节制享乐、努力奋斗是体面人士遵从的信条，即维多利亚价值观。一个平日醉醺醺的酒鬼，工作起来无精打采；一个滴酒不沾、生活习惯良好的员工，升职前途更光明。

沙夫茨伯里伯爵七世，是禁酒理念最积极的奉行者。他帮助弱者，从劝勉远离酒类到改善贫民窟卫生，从收养孤儿到缩短工作时长，几乎每一个为底层谋福利的举措都少不了莎夫茨伯里的推动。他去世后，数万工人参加葬礼，精英阶层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国民的拥戴。

1840年，他深入调查矿区恶劣的劳动情况。在漆黑的矿井里，衣衫褴褛的贫民辛苦搬运煤炭铁矿。在议会辩论中，莎夫茨伯里用丰富的感情朗读调查报告的内容，一些议员听后落下了眼泪。众多改革举动，显露出自由党积极干预的一面，他们并非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

世界最早的公共卫生机构，也是莎夫茨伯里倡议建立的。为了控制传染病，伦敦创立了卫生委员会，用现代化的地下排污系统，取代了中世纪式排布于街道两侧的简陋水槽。卫生改革与禁酒运动有着密切关联。前现代城市管理落后，水质肮脏，细菌滋生，欧洲人饮酒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为喝水比喝酒更不健康。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旦有了清洁干净、人体能饮用的水，工人们就不会把钱浪费在啤酒上，然后醉倒街头。

提倡戒酒的自由党，不惜放弃政治好处，把选票拱手让人。酒类产品从制造到消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酒馆老板、酿酒商、运输商、麦芽制造者，乃至造酒桶的工匠都靠这个产业谋生。他们坚决地站在保守党的一边，在各地城市选区，这些从业人员大致占到了选民的10％到15％。

1881年，在谢菲尔德的一所小学，董事会拒绝了一个应聘教师的姑娘，只因为她是一个酒馆老板的女儿。部分自由党人已经把禁酒当成善恶之战，把卖酒当成不道德的行业实行制裁。

生性刻薄的王尔德在小说里讥讽自由党：“在英国，一个人如果不能每周两次，向一大群缺乏道德感的群众宣讲道德的话，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禁酒的新教根源

深入来讲，英国的禁酒运动跟宗教禁欲主义分不开。

在英伦三岛，基督教划分成新教和圣公会（也就是英国国教）两个阵营。国教徒又分为倾向守旧、上层利益的高教派（High Church），以及倾向改革、激进民主化的低教派（Low Church）。新教的分类更加庞杂，有清教、再洗礼派、马格莱顿教派（ Muggletonian）、家庭主义教（ Familists）、第五王朝派（ Fifth Monarchy Men）、吼叫派（Ranters）、探索派（ Seekers）和贵格派。

诗人约翰·弥尔顿，把宗教改革后的英国称作“一胎接一胎下崽的子宫”。其中，声势最猛、最富革命精神的为清教徒。

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看来，天主教添加了大量杂七杂八的东西，信仰不纯洁了，他们主张回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没有教皇、主教制度，也没有圣母玛利亚和圣徒崇拜。加尔文宗除去天主教俗丽无用的恶习，抑制感官的愉悦，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华，不再膜拜圣母玛利亚和圣徒。它的终极目标是“纯净”的宗教，信徒只需要专注于内在、锻炼神圣的灵魂。

而信奉加尔文教义的英国追随者，即为清教徒。这些人坚持禁欲主义，主张禁酒，而赌博、赛马、跳舞等娱乐也在禁止之列。由于文化隔阂与认知匮乏，中文世界左中右各派以为，新教更世俗化，这就完全搞反了宗教改革的初衷。改教者们不是要信徒散漫，而是要信徒更加虔诚。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明确地讲：人无信仰，不仅与禽兽无殊，而且在许多方面招惹罪恶，始终在纷扰不安的生活中度日，以至于比禽兽更可怜。

当今国际关系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论述过沙特瓦哈比与加尔文宗的共同点：“两者都是在回应既存体制的停滞与腐化，倡导回归到更纯净与严谨的宗教形式：传教、服从于纪律。”

宗教改革的动因就是，马丁·路德前往意大利参观游学，发现天主教地区的世俗生活太热闹，意大利人喜欢艺术，喜欢美食，喜欢吃喝玩乐，没人祷告礼拜。路德反对的教皇利奥十世，出身于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资助过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没有美第奇家族，世界艺术史就要改写。

某种程度上，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的反扑，是虔诚朴素对世俗享乐的反扑。不列颠岛是整个欧洲的缩影。

查理一世是富有修养的艺术品鉴者，收藏拉斐尔（Raphael）的作品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草图，聘请尼德兰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装饰白厅宫宴会厅天花板。查理资助意大利风格建筑师依理高·琼斯，宫廷经常演出戏剧。清教徒则反对文艺，把绘画戏剧视作扰乱人心的东西。克伦威尔推翻王权、上台执政后，立马关闭剧院，禁演了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新教徒阵营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归顺朝廷，另一部分人坚持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因此有个专门的称呼——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

大致来讲，新兴工商企业家同圣公会里的低教派、不从国教者联系密切，支持选举权扩大等改革，到了光荣革命后形成了辉格党（即自由党的前身）。圣公会里的高教派通常是上层社会贵族，支持托利党（即保守党的前身）。

在美国，也能从禁欲主义程度看出不同教派的区别。北方地区禁酒，而且严格限制赌博、跳舞等娱乐。1851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全面禁止制造和销售酒精的州，禁酒运动席卷整个北方。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北方地区的开拓者正是不列颠的清教徒，他们搭乘“五月花号”远渡重洋。

在清教徒们所创立的山巅之城，人人道德高尚，有着勤劳准时、滴酒不沾等品质。上层社会讨伐饮酒纵乐风气。南北战争前德高望重的牧师莱曼·比彻（他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父亲）曾做过演讲《关于放纵的六条布道》，他情绪激昂地说，酗酒不只祸害家庭，还导致国家衰亡，醉酒者犯的是背叛国家罪。

但是，南部种植园和西部边疆，百无禁忌，豪饮之风盛行，这两个区域超出了清教文化的影响辐射范围。在美国南方的蓝岭山区，威士忌不仅是单纯的饮用酒，还是经济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充当硬通货的职能。

因为山区交通不便，金融不发达，贸易经济处于物物交换的阶段。农民们将玉米蒸馏成酒，这种商品易储存、易运输，长期置放也不腐烂，久而久之，就用于贸易流通，成为金银的替代品。

独立战争刚结束不久，不熟悉民情的中央政府冒失地对当地威士忌征税，于是出了岔子。山民们掀起武装起义，拒绝纳税，即著名的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北美建国的第一场民间变乱。

南方田纳西州的叛乱者甚至割地自守，建了个名为富兰克林国（State of Franklin）的草班子政权。这个政权联络外援，企图找西班牙人帮忙。后来华盛顿总统了解当地民情，取消对威士忌征税，叛乱平息。

美国这种地区差异，就有着宗教深层原因。北方清教徒性情沉静，节俭克己；南方和西部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民风尚武奔放，喜好纵酒享乐。19世纪移民到北美的外国人，主要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也没有加尔文宗那套清规戒律，他们酷爱饮酒。有的爱尔兰人社区里，朗姆酒、威士忌比面包还要便宜。

北方清教徒们将自己的政见，总结概括为反对3R（Rum，Romanism，and Rebellion，即朗姆酒，罗马天主教，反叛者）。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天主教群体，因为文化差异，被清教徒们排斥；而南方白人曾经在南北战争叛离联邦，因此被北方白人称为反叛者；喝酒能够跟这两项议题相提并论，可见禁酒主张在清教徒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张立体照片描绘了1893年伦敦一家酒吧内的场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自由党与草根群众

英国近代民主化过程中，前后共有三波新教势力参政运动浪潮。

第一波浪潮，在英国内战期间。克伦威尔创建共和国，因为厉行禁欲主义，以及政治经济的举措失误，以失败告终。

第二波浪潮，在18世纪下半叶。这次，新教徒不再试图推倒王国，他们渐进改良：反对贿选，反对买官卖官，捍卫议会制度。因法国大革命而打断。不从国教者为了避嫌，和无神论的启蒙主义者、雅各宾派暴民撇清关系，中断自由主义运动。

第三波浪潮，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改良派恢复活动，在第三次议会改革期间（1884年）达到高潮。

自由党为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时间，进行公共卫生等各项改革。但是，禁酒成了该党的阿喀琉斯之踵。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也没有获得过压倒性的群众支持。1873年，格莱斯顿失去首相职位，致命一击来自于酒。他之前制定了缩短酒馆营业时间的法案，工农大众喜欢民主改革，但是更喜欢酒水，导致不禁酒的保守党获得胜利。在选举落败之后，格莱斯顿哀叹被“一股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激流击败了”。

辉格党/自由党与草根群众的关系，颇为复杂。在不少工厂里，企业家和工人均为不从国教者，通过共同的信仰纽带，双方紧密团结。

这种关系基于三四百年的传承，查理二世复辟后，尊崇圣公会，压制其他教派。《宣誓和市镇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规定，一个人要担任公职，必须先向圣公会宣誓效忠，不从国教者得不到公职。

光荣革命后，《宽容法案》颁布，新教徒有了一定程度的活动空间，但仍被束缚住手脚，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当高级别的军官，必须要缴纳什一税。新教阵营的牧师被禁止在市镇30英里内传道，也不能在这个范围里兴建教堂。《宣誓和市镇法案》直到1828年废止，什一税就更晚了，到1836年才废止。

在这种环境下，不从国教者无论是穷是富，必须抱团生存。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加尔文宗、贵格会和卫理公会，给本派系的工人解决吃住，提供基础保障。而工人们听从本派系牧师的教诲，在呼吁自由贸易、扩大选举权等运动上跟企业家站在一起，反对贵族。

因而，英国的阶级斗争并不剧烈，这点跟其他国家对比鲜明。德国在工业革命后，阶层急剧分化，工人有自己的圈子，中产也有自己的圈子，工人阶级跟中产阶级有着巨大的隔阂。德国工人的日常生活基本由社会民主党包办了，工会创造出一个封闭的集体主义社区。工会有自己的酒馆、饭店、幼儿园、医院。魏玛时期国家动荡，政体不稳，极左极右群魔乱舞，正是建立在这种阶层隔离上。

不列颠是另一副模样。工人和中产阶级在同一个教堂、体育俱乐部，没有阶层隔离。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亚瑟·亨德森，是工会领袖、卫理公会的热忱信徒、曼联足球俱乐部的创建人，他跟中产们一起打草地滚球。而德国的工会领袖不跟中产有来往。

但是，辉格党/自由党的禁酒主张，越来越不合时宜，跟群众脱节。啤酒馆是劳动者的社交中心，如果认为酒馆仅仅是喝酒的场所，那是低估了酒馆的重要性。革命家考茨基描述同样好酒的德国底层社会：“如果没有酒馆，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精神生活，也失去了政治生活。”

一个成年男性除了家和工厂，最常去的场所就是酒馆了。这里汇集最新的信息资讯，顾客酒足饭饱后，传递报纸新闻，畅谈时政。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工人领袖迪莱特，成立他的第一家工会就是在常去的酒馆里。工人们下班后，结束一天的劳累，跟哥们儿干一杯。酒馆老板为了招揽消费者而举办竞技搏斗的活动，或者歌曲小调演出。

所以，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厅建筑师，出身于德文郡的一个啤酒商家庭，这不是巧合。弗兰克·马彻姆，从1879年到1920年，负责兴建的剧场不少于150所，包括宏伟的伦敦大剧院与竞技场大剧院。

1905年，一个改良主义者去采访工人，问他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工人回答：“喝我的啤酒抽我的烟斗，在酒馆里谈天说地一整天，那日子比当国王还快活。”

大众托利主义的出现

自由党在1840年代颁布了禁止斗鸡法案，理由是过于残酷血腥，而且涉嫌虐待小动物。底下人照玩不误。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汉沃斯，一群喝得痛快的工人，组织斗鸡比赛取乐。警官前来制止，发生推搡。现场混乱打斗中，酒鬼们打死了执法人员。

草根穷人纵酒狂饮，而新教道德分子主张节制；穷人喜欢斗鸡取乐，而新教道德分子认为斗鸡残忍，有违天道。到了选举时，劳动者投票给保守党，也就不稀奇。保守主义者准确地把握到社会的躁动脉搏，将平民大众的血气引入到政治领域。

对外政策体现出两党的差异。保守党更加鹰派，秀肌肉，不忌惮使用炮舰外交；而自由党比较温和，有时候为了道义原则而牺牲国家利益。格莱斯顿从政生涯，谷底期在爱尔兰自治议题上，他坚持反殖民立场，差点断送了政治前途。当自治法案通过后，他在自己的选区，选票跌到不足700张。

保守党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采取了新的策略，用爱国热情和男子汉气概动员草根大众。这种名为大众托利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击了自由主义。

即便在自由党阵营里，最受平民拥护的往往是鹰派分子。典型如个性强硬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子爵，参加反俄的克里米亚战争，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对晚清发动鸦片战争，用拳头捍卫日不落帝国。

保守党宣扬英格兰人的优越性，本国天下第一，外国比不上。事实相差也没太远，近代大部分时间里，英伦三岛在经济富裕、生活舒适程度上都超过欧陆国家。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评价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

激情昂扬的民族沙文主义，弥漫于英格兰全民。也正因此，欧陆的自由派会遭遇尴尬场景。他们爱慕英式君主立宪和政治自由，心生向往，登上不列颠岛后，很快感受到当地人的排外情绪。

伏尔泰为逃离法国专制政府的迫害，旅英避难。这位启蒙大师却因一身外国装束打扮，遭到侮辱。一帮喝高了的伦敦穷汉看到伏尔泰，高喊外国佬滚出去，还撸起袖子准备追打。伏尔泰的回答不负其机智之名：“英国的各位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那帮醉汉一听，居然有个外国佬这么想当英国人，转怒为喜。

大众托利主义并非百分百有效，存在例外情形。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后，丘吉尔主张干涉，封锁列宁政权。他所在的选区丹迪市有着工人运动传统，当地选民厌恶丘吉尔，选上了一位奉行禁酒主义的自由党候选人。一向热爱豪饮的丹迪市大众放弃了心爱的啤酒，可见形势多么严峻。

不过，总体而言，保守党成功维系了民心。第二次议会改革、工会合法化、公共卫生改革，都获得了保守党的赞成。《工匠住宅法》是保守党内阁一手推动的，政府清理了不适合居住的贫民窟，修建现代化住宅区。

大众托利主义能够争取到草根阶层，不只是因为忠君爱国的共识，而且给予了经济实惠。到了二战后，保守党进一步重塑意识形态，默认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那套制度。丘吉尔的朋友、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在1947年保守党全国大会上宣布：“我们不是狂放不羁、残忍无情的资本主义政党，而且从来都不是。”

近现代政治，看似陈旧的保守主义却屡屡焕发新生，正因如此，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托利主义，到21世纪小布什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右派实行经济上的优惠措施、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文化上的通俗亲民，获得了草根大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