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19日，无线电产业的行业杂志《电子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只有工程师才会喜欢：《把更多器件塞进集成电路》。在这篇文章中，后来掌管英特尔公司的电子工程师戈登·摩尔认真思考了提高器件数量的问题。通过对旧金山附近的新兴半导体产业的观察，摩尔成功预言了整个计算机行业的未来。

尤其是他的这个预测：工程师塞进硅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会翻一番。过去几十年，这个预测已得到令人称奇的验证，现被称为摩尔定律。60年前，一个芯片可容纳四个晶体管。今天，一个芯片上能装约118亿个。

在克里斯·米勒节奏令人心跳加速的新书《芯片战》中，摩尔定律带来的非凡刺激，以及其预测的晶体管数量不断增长的前景是否稳定是故事的核心。该书按时间顺序讲述了半导体芯片的发展、突飞猛进及其战略应用。从汽车到玩具，再到核武器，这些芯片如今是所有东西的“心脏”。

米勒在塔夫茨大学讲授国际事务，他把在历史方面的专长运用到书中，描述了制造芯片以及精密到接近原子尺度的芯片制造工具的全球寡头垄断企业以及相关的代工厂。《芯片战》一书用大量论据得出结论：芯片行业现在既决定着全球经济结构，也决定着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

但这本书不只有论战，也是一部非虚构惊悚作品。与2012年播出的虽然过于吹捧但还是引人入胜的电视系列纪录片《美国商业大亨传奇》一样，《芯片战》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男子汉气概、理所当然的聪明才智、尽可能拿下市场的贪婪，以及世界舞台上的狡诈权力游戏。

书中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看到欧洲未能认识到晶体管的重要性。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2年访法时送给他的晶体管收音机嗤之以鼻。戴高乐显然讨厌这台收音机，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俗气玩意儿。直到很久以后，欧洲人才在荷兰取得了芯片工程上自己的突破，发明了极紫外光刻技术，这种精确度高达令人兴奋程度的技术，在器件微型化进程暂时停滞时，让继续缩小晶体管成为可能。据米勒的说法，一家荷兰公司现在控制着全部极紫外光刻技术市场，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制造高端芯片。

索尼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是芯片行业的另一个偶像，他开创了芯片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应用。他是一家日本清酒厂的第15代继承人，却放弃了酒厂继承权，在20世纪50年代将全部精力转而投入到晶体管上，建起了索尼公司，它主要通过向美国市场出售随身听等产品，为日本经济的战后重振做出了贡献。

再后来是中国。据米勒统计，尽管有政府的支持，中国目前生产的硅芯片仅占世界生产的15%，只有相对微薄的市场份额。中国显然不能依赖已涌入东亚其他地区半导体行业的私人资金。这些资金的受益者包括日本和中国台湾，据米勒统计，日本生产全球17%的芯片，台湾芯片的世界占比高达41%。

摩尔定律所表述的迅速增长势头，为米勒的惊悚作品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动力。如果有哪本书能让普通读者通过了解硅时代，并最终认识到硅时代的刺激和重要性不亚于原子能时代的话，那就是《芯片战》了。

（VIRGINIA HEFFER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