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记录女外卖骑手的新书出版，改变了作者王晚的生活。她写作多年，在此之前不被出版界、文学界所重视。早在19岁时，她辍学开始北漂，从事过餐馆服务员、电话销售、网络推广、记者采编、保洁主管等职业，共计17份工作。

2024年，王晚正式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她把这一年的见闻写进《跑外卖》这本书，经朋友兼小说家孙一圣投递出版机构“铸刻文化”。短短半年后，王晚受到了如潮关注。她出席各项文化活动，新书入围了多个榜单，有望成为2025年最受瞩目的一本中文非虚构。

此情此景，颇像近两年来凭《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爆火的胡安焉。这本书出版两年内畅销上百万册，售出多个语种版权，胡安焉因此暂时告别了经济上的窘迫。

同在2024年，学者孙萍和陈龙先后出版了关于外卖题材的专著。在出版业整体遇冷的当下，快递与外卖写作成为最火的类型，也让一些劳动者改变了命运。

当一名山东女性回京跑外卖

2024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半，王晚坐上山东聊城观城到北京回龙观的大巴车。物业公司领导需要她顶岗，她回去可以拿每天200块钱的红包。

这一年，她正式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而父母并不知道女儿的选择。在她的故乡，如果一名女性不结婚、生育，不去做教师、公务员这类父辈眼中的“正经职业”，她就很容易成为乡人们嫌弃的对象。王晚当时离异，独自北漂，不回故乡，其一是家乡没有对口工作，其二就是要远离这样的声音。

王晚最初没有想到《跑外卖》这本书会火。她热爱写作，经常一天写上三四千字，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她都会把写作继续下去。对她来说，写作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一种本能，写出来，心里淤塞的地方就会疏通一些。

此时，胡安焉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已经畅销上百万册。他是一名广州普通家庭出身的写作者，先后做过服务员、外卖员、保安、杂志美编等19份工作。2020年3月，一篇记录夜班理货员生活的文章，推动他的写作得到空前关注。仅仅这篇文章收获的赞赏，就超过了他此前十年所有豆瓣作品收入的总和。

以此为契机，读库、浦睿文化等出版机构先后向他约稿。2023年，胡安焉的首部非虚构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集结了他关于做分拣员、送快递等工作感受的写作。

近年来，以外卖员、快递骑手为代表的“身份写作浪潮”，涌现出不少佳作。学术界也有《过渡劳动》《数字疾驰》这样的研究专著。珠玉在前，《跑外卖》还能否带来新意？王晚用实践证明，外卖题材并未被挖掘殆尽，基于女性肉身体验的参与者视角弥足珍贵。

《跑外卖》提供了女性视角下的外卖骑手生活纪实，蕴含了不少女性感同身受的内容。比如她写到离开故乡，除了理想、经济等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身为离异女性，“承受不了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神”。她的父亲觉得离婚是丢人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出门，怕人家谈起女儿的婚姻。

当她跑外卖时，看到女骑手遭遇性侵的新闻，她会比男性更加心有余悸。曾经她做保洁时，同宿舍的保洁阿姨就告诫她，上门不能打扮好。她也要担忧夜宵时间段，因为有的夜宵一跑就得到凌晨一两点，对一位女性来说并不安全。

身为女儿，王晚在农村没有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家里可以分配的三座宅基地，分别给了她的父亲、大哥、二哥。家在男人和女人的口中，是不同的含义。在北京，她也会思考“家”这个词。有一回，她把租房说成了“我家”，朋友问她，你是本地的？她连忙改口。在朋友的概念里，“家”意味着落地生根，有家人守候。就这样，这么多年她来回奔忙，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租的地方。

《跑外卖》既是在写外卖行业，也是在写一个女性游走于成长之间的身心震荡。王晚说，她既不能安闲地待在农村，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无论在哪里长都会变形”。

这本书从作者2024年春节返京写起。王晚事无巨细地记载了成为骑手、在城中村生活、遇到难关、习惯外卖圈黑话、跑外卖高峰期等经历的感受。

她直言，由于学历、年龄等原因，决定跑外卖前还投过上百份简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单位邀请她面试，开的工资大部分比她入行时还低1000元。哪怕是月薪5000元的保洁主管，要求都比从前高。

在她的笔触下，低薪工作中低自尊的处境被直白展现。管理者常常使用贬损人格的语言，来斥责下属的工作失误。比如在她做保洁时，有一次主管要她叫2C区的保洁阿姨，她新来不久，对区域不熟悉，不小心在群里“艾特”了2B区的保洁，主管对她说:“我看你就是个2B！”

跑外卖，相当于她重新感受了一遍北京。她见识过同时开两三个店的商家，却只挂一个招牌。某骑手之前给工地安装电路，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后来很多工地都不开工了，他在2023年给某工地做的一份活儿，到现在都没结工钱。

频繁送餐也让她发现，北京有一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部分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有一回，她上天桥时出了意外，车子砸到腿，手上的焖锅外卖洒漏了一点汤汁到鲜花外卖上。那束花要四百多块钱，她担心赔付，想找个超市买把剪刀，将有汤汁的那几个花边剪断，但快到送餐点都没碰到一个超市，她迫于无奈用牙把花边给咬断了。幸亏顾客没有追究她。

她也认识一个迫于生计跑外卖但心底里抵触这活儿的人，此人经常吃到罚单，理由多是“态度不好”，他跑外卖又故意让自己收到罚单。王晚写道：“他好像被困在他的愤怒里，就像陷入沼泽地一样，越是用力挣扎，下陷得就越快。”

王晚和她写的《跑外卖》。

外卖骑手固然辛苦，但王晚见识过太多和这一样辛苦、工资更低、缺乏保障的活儿。比起跑外卖，她更厌倦回到那些工作中，她也害怕失业。待业时，她每次付款买东西后，都会很快退出付款页面，更不敢去查自己的账户余额。

王晚的语言活泼辛辣、率真坦荡。她写城中村的路，“被截得跟狗吃屎一样”。写在别墅区送单：“那些设计得弯弯曲曲的道路，可能是为了给业主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毫无必要。”她写高峰期送餐，“就像拎着哑铃跑操”。

她同样写到了逆行、数字控制、外卖骑手缺乏保障等问题，但并不是以纯粹批评的态度来回顾骑手生涯。她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这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

他努力做到尽责，害怕受到打击

王晚的写作，适合与胡安焉的作品对照阅读。在种种限制中，他们努力搭建自主的可能性。通过写作，他们让更多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不是个例。

王晚的写作，兼具女性和体力劳动者的双重视角，聚焦于外卖工作。而在胡安焉的写作里，送外卖和送快递都只是其中一环，他更像是一个人生的体验派，以自我为方法，去书写一个当代文青、游民、无保障劳动者的精神动荡。

胡安焉希望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必为此和厌恶的现实打交道，但经常事与愿违。他自述：“我很清楚自己的写作，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比如说，躲到想象和虚构中，而不是活在现实生活里。”

许多媒体会将胡安焉作为“底层劳动者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典范来书写，准确来说，胡安焉首先是一名创作者，其次才是那些职业的参与者。他早在2010年左右就在文学论坛“黑蓝”发布小说，参与大量文学讨论。他在送快递前10年，就拥有了身为创作者的自觉。但是，他的前期写作不被主流文学杂志认可，无法带来财富累积，这使他渴望纯粹的创作自由，又限于物质困窘。

胡安焉的生平，颇能代表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写作者。他于1979年出生在广州细岗，1984年搬到中山大学对面，一家六口——外公、外婆、父、母、姐姐和他自己，住在一套56平方米的单位宿舍。胡安焉的母亲是上海人，1950年代初移居广州；父亲是客家人，出生在广东省陆河县。

2017年，胡安焉在顺德陈村枢纽中心担任夜班理货员。2018年，他到北京通州入职S公司，从事快递投递工作。同年9月，他跳槽到了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直到2019年11月品骏快递结束运营，他和所有同事被公司遣散。

他长期生活在缺乏保障、飘摇的生活里。在主流话语里，他显然不是一个成功案例。吊诡的是，他以底层劳动经验为养料写作的书，反而成为城市中产、文科从业者、主流媒体都纷纷关注、投射同情的对象。当出版物跃升为年度畅销书，胡安焉成为各大文艺活动的座宾，在世俗眼里成为一个励志的典范。

这背后暧昧的逻辑在于，无论写什么，只要成为爆款，成为知识精英认可的商品，过往的种种痛苦都能在成功学叙事中化身为“必要之条件”。但如果胡安焉的写作没有成名呢？事实上，在他成名前后，他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外界给予的目光却已天差地别。当“底层写作”成为城市中产最喜爱的类型之一，围绕其所展开的成功学叙事、身份固化叙事，仍然值得读者审慎判断。

身为创作者，胡安焉亦明白这点。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深知《我在北京送快递》成功有运气因素，他警惕自己被当做一个样板化的底层，一个被他人庆祝同情的“底层写作者”。比起非虚构，他更喜欢写小说，希望人家用严肃写作者的标准去要求他。他直言自己接下来的作品会是虚构，哪怕知道继续出非虚构能挣更多钱，但他不想掏空自己的经验去进行一次次套路化的写作。

《我在北京送快递》最有趣的一点，恰恰是那些老实、朴拙、有点冷幽默的表达。比如他说，自己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写作这件事不花钱。他在工作中努力做一个勤奋而尽责的人，害怕受到打击。而他送快递、做分拣员，哪怕从中收获经验，也不会为此赋予抒情的、崇高化的表达。

他经历过贫穷，不想美化贫穷。

胡安焉和他写的《我在北京送快递》。

学者视角下的外卖骑手研究

如果说胡安焉和王晚的写作是基于个体经验，学者孙萍和陈龙基于大量调查、数据分析的研究，则为读者理解外卖行业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抓手。

2010年以来，平台经济和“零工潮”业已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现象，外卖骑手是其中典型的群体，它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兴起的阶段。因为美团、饿了么等平台打通的线上与线下送餐服务，外卖骑手穿行于城市森林，从不被人了解，到成为被苦情化叙事的对象，再到成为影视、文学作品常常书写的群体，外卖骑手是城市里最常见的群体之一，却也被不同叙事赋予了不同的色彩。

近年来，关于外卖骑手的写作数量颇多，但要做到写出新意也更难。陈龙的《数字疾驰》与孙萍的《过渡劳动》，是目前“骑手研究”最有说服力的两本。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社会学，包括数字经济、平台劳动管理与企业劳动关系。他是最早研究外卖骑手的学者之一。2018年，他加入北京中关村外卖骑手团队，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田野调查。早在2020年，他就发表了《“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一文，在学术界引起颇大反响。

2024年出版的专著《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就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不但具体地呈现了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竞争与生存策略，也用多个鲜活故事，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符号化的骑手，而是他们辛苦奔忙的人生。

陈龙这本书的重点，就是展现“数字控制”与“平台经济”如何套嵌，成为当代最有力的规训手段。在零工普遍化的处境下，这一代劳动者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出现了怎样的改变？

譬如在该书第六章，陈龙展现了骑手行业内卷化的过程，外卖平台公司研发的订单调度系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工派单”，订单主要由后台人员派单，效率低，骑手一天也就跑十几二十单，挣的不是很多，但相对没那么卷。

第二阶段，骑手抢单，谁离得最近或者谁顺路就去抢单，全部订单改由平台系统负责收集、发布。

第三阶段最关键，人工智能派单。平台建立大数据系统，通过算法进行智能派单，人工智能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在理想情况下，智能派单系统考虑的因素既包括商户、时段、天气、出餐历史、速度、餐盒包装数量、骑手的负载量、骑手的配送速度等因素，还包括顾客期望送达的时间、订单的金额、订单的导航路线、订单的重量和体积。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骑手依然会面对送货所需时间比预估长，为了避免超时而不得不选择逆行。

这一阶段，外卖行业被广大群众认知。在经济调整期，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待业人士也加入了外卖行业，加剧行业内卷化。

与此同时，被优化的平台不仅规划了骑手的工作，也监控着外卖骑手的整个送餐过程，将实时情况传送给站点和顾客。作者引用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对于“全景式监狱”的阐述，一针见血指出，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就像是瞭望塔与囚犯。这座瞭望塔就仿佛全天候展现控制欲的家长，它看见骑手开小差，要求骑手按照最优路线行驶，也会在骑手生日时送上祝福、离别时送上谢语。在人类的研发下，平台成了最精明的管理者，也是最冷酷的监工。

由此，作者引出他最关心的议题——“数字控制”。本书写道：“不同于工业化生产时代的简单控制、技术控制以及科层控制，平台经济时代的资本控制以数字控制为显著特征。”数字控制深刻改变了全世界的用工模式和生产方式，外卖行业只是冰山一角。外卖骑手的处境，是当下数字劳工的一个缩影。相比起前互联网时代，数字控制是一种更隐蔽又强势的控制，平台看似营造了自由的氛围，部分骑手理论上成了自由职业，但他们实际遭受的控制感并没有变轻。

外卖公司通过数字平台，淡化了自己的雇主身份，又通过顾客评价骑手的设置，加剧了骑手与顾客之间爆发矛盾的可能，将传统的劳资关系矛盾转嫁为平台、顾客与骑手之间的矛盾。

陈龙并没有将平台与骑手的关系，书写为单纯的控制与被控制。在“下篇”部分，他也展现了骑手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巧妙应对。比如入行久了的老骑手，擅于通过“报备”存在的漏洞来弥补“挂单”浪费掉的时间。

所谓报备，原本是为了应对餐厅出餐慢的情况。当指定餐厅出餐慢时，系统允许骑手通过“报备”延长送餐时间。但骑手“报备”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在餐厅附近；到店5分钟以上；餐厅在预计时间没有出餐。在这三个条件里，2和3都是有操作空间的。比如骑手其实已经拿到餐了，但他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富余，就报备来延长时间。只不过，当这种方式被更多骑手效仿，平台也会想出办法来优化系统。《数字疾驰》呈现了平台与骑手之间的隐秘较量，它不是一种明面上的激烈对抗，而是迂回的斗智斗勇。

外卖骑手是当代劳动者的一个缩影

这种迂回较量，在孙萍的《过渡劳动》中亦有体现。比如一位当时在北京房山的外卖骑手，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程切换账号的系统漏洞，通过微信群告诉房山区的众包骑手，让他们集体抢单、相互捎单，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好景不长，等平台修补了这个漏洞后，相关骑手的账号也被关闭了。

陈龙侧重于对“数字控制”的分析，而孙萍拓展了对女性骑手的呈现。她采访了30位女骑手，发现有27位来自农村，3位来自城市，超过三分之一的女骑手表示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这里打工。她们之所以跑外卖，是因为“找工作困难”，外卖来钱快，不容易出现拖欠。

此外，有近三成女骑手是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等原因而外出跑外卖，这与王晚的《跑外卖》形成呼应。这些女性受到乡土社会的困扰，当她们最初跑外卖时，心理上仍伴随着羞耻感与自我蔑视。外卖领域的“男性审视”，男人们对她们的说教，也会加剧她们的自我贬低。有的女骑手选择承受孤独，哪怕显得不合群，有的人则学习男性骑手的话术，与男性打成一片。为了提高效率，聪明的女性骑手有时候会选择“示弱”策略，利用男性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帮助自己生存下来。

在快速流动的城市森林里，女骑手也在寻求社群的组建，给自己一个“说话的地儿”。在群里，她们以姐妹相称，如“大姐”“小妹”等，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定位、订单截图，也会聊养生、育儿、美容等话题。

《过渡劳动》与《数字疾驰》的优点，都在于大量实例与调研的结合。比如在《数字疾驰》中，陈龙对北京多地团队骑手和众包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收到有效问卷200份。他自己进入骑手团队后，也放下学者姿态，积极混入他们之中，熟悉他们的生活门道。孙萍的调研小组则涉足北上广在内的十几座城市，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都有样本。

《过渡劳动》另外写到一个有趣之处，叫做“养系统”。即系统通过数据积累来对骑手进行等级评定和派单，骑手需要坚持跑单，摸索出更好的策略，才有机会“弄好自己的数据”。如此一来，送单多、时效快的骑手会得到更多的订单，而单量小、“挑单子”的骑手就会被系统边缘化。

王晚在《跑外卖》中也提到，骑手们对“单王”又爱又恨。她知道“单王”努力增加收入无可厚非，但“单王”不断提高效率，系统又以“单王”表现为依据，压缩送货时间，迫使其他骑手也要加入这个疯狂透支速度的游戏中。

孙萍说，自己无意去迎合、强化主流的常识性问题，也不想简单地批判“资本万恶”，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去推动骑手职业环境的改善。在这一点上，她与陈龙不谋而合，都在跳出二元对立叙事，呈现零工经济、数字劳动的真实图景。

2025年，胡安焉已步入人生新阶段。首作畅销，让他坦言至少未来十年里养活自己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他物欲不高。王晚则奔波在宣传新书的进程中，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她的书中有动人一笔，2024年春天，她更具体地感受到树叶是怎么一点点绿起来的，花是怎么开的，送完单子后赶到河沟，在河边捡石头。就这样，她的屋子里摆了很多捡回来的石头。那是寻常的一天，但在那一天，她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