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邓丽君去世整整30年。

30年后，还不断有人怀念邓丽君和她所处的年代。那期间，她的磁带通过地下渠道在大陆悄悄流传，被贴上“靡靡之音”的标签；同样是那几十年，罗大佑唱着《皇后大道东》从对岸缓缓走来，崔健裹着《一块红布》横空出世，“魔岩三杰”在红磡开启了他们的时代，最会扭屁股的“小哥”费玉清唱响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流行音乐也经历了几轮巨大转向：从集体主义到个体表达，从港台输入到本土原创，从专辑沉淀到速食神曲。音乐的载体则从黑胶、卡带转变为数字流媒体。而邓丽君的歌声似乎并未走远，甚至渐渐化作一个文化符号。

当我们怀念邓丽君时，究竟在怀念什么？是那个具体的歌者，还是那个可以认真听歌的时代？为此，我们走访了几代邓丽君的歌迷，试图找到答案。

集体主义时期的个人私语

老卢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时的情景。

那是1979年底，王府井大街上一排小门脸，几乎每家都在放同一首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他从南往北听了一路，终于忍不住停在一家店门口打听，“同志，这是谁的歌，怎么家家都在放？”

小伙子盯着他笑，“老帽儿，东北来的吧？”

见他一脸茫然，对方瞪大了眼睛，“你真不知道？邓丽君，台湾的大歌星！”

老卢的确是“东北来的”。彼时他28岁，刚从东北回到北京。父母早年被划为“右派”，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被下放到辽宁海城。老卢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回到家，老卢兴冲冲地告诉父亲，“台湾有个邓丽君，歌唱得太好听了。”父亲问是什么歌，他却答不上来——旋律还有个模糊的印象，歌词根本没仔细听。

老卢对邓丽君的歌声念念不忘。一上班，他就赶紧问同事，“你们知道有个台湾歌星叫邓丽君吗？”话一出口，办公室的五六个人笑成一片，“除了你，没人不知道！”他连忙打听，这么好听的歌，怎么才能天天听。

1969年8月7日，台北市暨北部地区游艺场所歌唱人员讲习班第二期举办结训典礼，会中由台北市长、教育局长刘先云（左）颁发学员结业证书给邓丽君（右二）、涂美昭（右一）等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邓丽君的磁带经由东南沿海一带悄悄流入中国大陆。有条件的年轻人私下偷偷翻录，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张隐秘的传播网络。

那个年代，录音机还是个稀罕物。老卢撺掇父亲花300元买了一台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又攒钱买来五块五一盘的空白磁带——当时他每月工资不过才30多块钱。

翻录磁带音质很差，但人们依旧趋之若鹜。你录一盘给我，我再录一盘给别人，互相倒来倒去。老卢特意补充了一句，“这都得托人，不能太明目张胆。”

在海外音像制品引进政策出台之前，邓丽君的歌曲就这样在地下流行开来。

“那时候走在街上，经常能听见有人小声哼着‘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甭管男孩女孩，都这么小声哼哼。”老卢回忆说，有段时间，他睡觉时都要听邓丽君的磁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得还特别好。”

至于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迷恋邓丽君，他的看法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听觉记忆：文革时期，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歌声都是铿锵有力的。邓丽君一来，人们的耳朵立刻被抓住了——那种软绵绵的歌声，让人听着格外舒服。

“而且她唱歌吐字清楚，听起来特别亲切，不像粤语歌，一句都听不懂。”老卢形容当时的感受，“就是好听。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不是非得‘雄赳赳气昂昂’。”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导演贾樟柯也曾经提到邓丽君给他的震撼。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流行音乐。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都是革命歌曲……比如我们小时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了1980年代，我们唱‘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里面讲的都是复数，都是‘我们’‘咱们’，都是群体。但到了1978年或1979年，开始有走私进来的海外的磁带，邓丽君跟张帝都来了。邓丽君传到县城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不是《甜蜜蜜》，也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是《美酒加咖啡》，里面的歌词‘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美酒、咖啡这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加上‘我’——个人主义的东西，跟《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形成了多大的反差……邓丽君的歌永远都是‘我’，都是个体——《我爱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是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代人突然被非常个人、非常个别的世界所感染。”

老卢说，他最爱听邓丽君唱《小城故事》。这首歌让他一下子想到当年下放的海城县，他在那里吃了不少苦，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但这首歌让他怀念起那个县城，“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里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城，民风很淳朴。”

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专门开了个会，批判邓丽君。

“当年我有这个材料，我母亲那会儿在中国文联工作，带回家给我看的。”老卢说，母亲于是劝他少听这种歌，批判来势汹汹，弄不好要被抄家，“她是被文革吓破了胆的人，听说有地方开始收缴磁带，特别害怕。我父亲倒是无所谓，他也是邓丽君的歌迷。”

70年代的精神慰藉

同样是在1979年，还有一个人在听邓丽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军营里用扩音喇叭听，这个人叫朱一弓。

他曾向乐评人王小峰回忆，当时自己带了几盘录音带到部队听，还制作了一个扩音音箱，在小院里面放，“声音很大，旁边的机务中队在开会，后来他们就给我提意见，说战士们听到之后心思完全不在他们那边了。但我就是觉得好听，有时候我是故意把声音放大。有些机务中队的人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候都到我这里来听。 ”

退伍后，朱一弓进入音像出版行业，做了一名音乐编辑。

“那时候的女歌手，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是从模仿邓丽君起步的。”他在采访中提到田震和朱晓琳，“田震本人的性格和邓丽君完全不一样，她只是模仿了一些歌而已，后来卖得也不好，但是朱晓琳骨子里面就比较像。 ”

中国邓丽君歌友会会长加林第一次知道《一见你就笑》这首歌，就是通过朱晓琳。

“当时我好像在翻一个小歌本，看到这首歌下面写着‘演唱者：朱晓琳’。”加林告诉我，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是翻唱邓丽君的歌曲。

他生于70年代，长在80年代，对邓丽君早期作品了解得不多。当年大城市走私、翻录磁带的故事他听说过，但没赶上。印象中，“流行歌曲”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春晚——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都是那个年代顶高级的音乐。

但要说震撼心灵的歌声，加林觉得，还得是邓丽君。

他的老家在山东烟台一个小县城。一天他走在街上，路过一家眼镜店，听到店里在放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那句歌词我现在还记得，‘我会迷失我自己’，当时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也有点迷茫，听到这首歌感觉很梦幻。”

1986年，日本，邓丽君第二次现身红白歌会，演唱了《时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中文版也就是脍炙人口的《我只在乎你》

加林回忆，那是1995年，邓丽君去世那年。

那次街头“偶遇”过后，他跑到新华书店，在影音专区挑了几盘邓丽君磁带，“应该是8块钱一盘吧。真好听，我反复地听。”加林隐约记得，后来同事还找他借了一盘去听，里面有首歌是《千言万语》，“没多久就听到那个同事在单位哼唱‘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说你学挺快啊。”

2002年，加林辞职南下，第一站到了东莞。

“工作还没找到，手机就被偷了，身上没什么钱，又不太好意思跟家里要钱，很痛苦。”那段时间他整天泡在网上——不只是找工作，也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BBS上认识的一位邓丽君歌迷得知他的情况后，推荐他听《云河》这首歌，“歌词很正能量，很适合你现在的状态，希望对你有所鼓舞。”接下来的几天，加林反复单曲循环，歌词里的每一句，都仿佛在安慰他彼时的困顿。就像日本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在书中感慨的那样：“邓丽君这三个字，拥有开启陌生人心灵的法力。”

被误解的邓小姐

“很多人对邓小姐是有误解的。”加林举例说，“比如，大家形容她的歌曲时往往都会提到‘柔美’，但其实她是刚柔并济的。”

作为“80年代的新一辈”，资深乐迷Tommy对这个话题很有发言权。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Walkman在大陆流行，因为母亲是东三省的Walkman代理商，Tommy从小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音像设备和音乐制品。在别人还只能听盗版磁带的时候，他的家里已经摆放着一排排的宝丽金精装CD。

“邓丽君的歌就像我们家的BGM一样。”他告诉我，但这并没有激起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主动了解邓丽君的意愿，相反，他对欧美音乐特别痴迷，尤其欣赏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这种巨肺歌手。

上大学后，听到同学谈论邓丽君唱过许多日语歌，Tommy好奇去买了几张CD，一听就愣住了，“小时候我只觉得她唱歌很甜，没想到她的声音这么有力量，尤其是听了很多欧美歌手，知道气息的运用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邓丽君的气息控制这么厉害，完全是一个京剧演员才能达到的水准。”

当时邓丽君已经去世十年，互联网上还有不少歌迷在谈论她。Tommy也加入了歌友会，因为擅长搜集资料，他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家里的书房甚至被他改造成了邓丽君的资料档案室。

2000年5月24日，歌迷在香港参观邓丽君故居。这一年的5月22日，故居面向公众开放

邓丽君出道15周年时曾举办过演唱会，名为“十亿个掌声”。Tommy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看过这场演唱会的VCD——《还珠格格》热播的年代，他坐在电视前，看着邓丽君在台上优雅地演唱，觉得“好棒”。多年后，搜集各种相关资料后，他才发现那张VCD删减了许多内容。

“那版《小城故事》没有前奏，是因为主持人当时说，‘在大陆，白天是邓小平的天下，晚上是邓丽君的天下’，前奏一起，他又补了一句，‘有请夜间部主席小邓’。所以《小城故事》的前奏就被掐掉了。”

Tommy找出完整版的视频给母亲看，告诉她那场演唱会邓丽君其实“安可”了两次，第一次返场唱了《何日君再来》，第二次唱了费玉清的歌。母亲听后感叹，“我们当时买的VCD，已经是香港的版本，觉得算是很好了，没想到还会砍掉这么多东西。”

Tommy曾去台湾拜访过当地歌迷会会长王凤秋——1984年，她曾冲上“十亿个掌声”演唱会的舞台亲吻邓丽君。当时她短发、穿夹克的装扮，还被主持人田文仲打趣是男生。

“王会长会把邓小姐的电视节目录下来，我从她那里借来这些珍藏多年、未曾公开的影像资料，一点点数字化，见到了很多之前没见过的邓丽君。”Tommy说，其中最震撼他的，是邓丽君的经历。

他在一卷1980年台湾电视公司的资料带里，看见邓丽君从美国回台湾的画面，接机的是宋楚瑜。Tommy愣住了：“她何德何能，让宋楚瑜来接她？”这个疑问促使他开始深入研究。他结识了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时合作的音乐人，逐渐拼凑出一幅复杂的政治图景：台湾当局发现邓丽君的“宣传价值”后，开出条件，让她劳军，以前的事一笔勾销，家人也能获得更好的安排——她的两个兄弟当时都在军中。

在另一卷1994年的母带录像里，他发现邓丽君在间奏时咳嗽。那是她去世的前一年，可见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但她仍回台湾劳军，站在舞台上，面对主持人的调侃，报以职业化的笑容。

Tommy越了解，越发现邓丽君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仙女”，不是一直被光环笼罩的传奇人物。她的人生始终被裹挟着做出一次次选择，“很多决定，归根结底是为了家人。”

“大女主”

1995年5月的一天，Tommy放学回家，母亲叫住了他，“儿子，我跟你说件事。”

“怎么了？”

母亲语气凝重，“是真的，真事，都上电视了——邓丽君死了。”

Tommy 愣了一下，“怎么死的？”

“不知道。”

Tommy没再问。他走到沙发边坐下，偷偷哭了一个下午。那年他还不到10岁，并没有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他只是隐约意识到，原来那个一直在耳边唱歌的人可以突然消失，再也不回来。“我也不懂那是怎么回事，但我确实哭了一个下午。”Tommy说。

多年后，他谈起那个下午，试图解释自己当时的情绪，“比如你看《流星花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多迷杉菜。只是说这些年这个人一直高频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突然说她死了，你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并不是偶像离世的那种伤心。就像很多人即便不是方大同的歌迷，但也会共情他的离开。”

邓丽君的离去，留给她和大陆歌迷的最大遗憾，就是她没有在有生之年在大陆开演唱会。

老卢当年一直期待着邓丽君能来大陆开演唱会，“不管我能不能去，哪怕能看到视频也可以。”他记得，有阵子的确传出过邓丽君要来北京的消息，“还说她提出要求，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演唱会。我说那怎么可能呢？大伙儿为这事还争论了半天。”

2025年1月10日，中国游客参加邓丽君纪念活动。

这种与偶像失之交臂的遗憾同样发生在“00后”身上。

杨睿懿出生于2003年，算下来，邓丽君几乎是她奶奶辈的歌星了。她是学音乐师范专业的，喜欢唱邓丽君的歌，还会去打卡邓丽君的足迹，在不同地方拍下与偶像跨时空的合影。

几年前，关于邓丽君的剪辑视频突然开始在B站和抖音等平台上火起来，热度甚至超过了《甄嬛传》和大熊猫。在那些视频里，杨睿懿见到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邓丽君，“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时跟下面的观众互动，活泼又调皮。”

今年上初二的小黄也是邓丽君的歌迷。她买了很多CD、挂画、摆件，甚至连手机密码都换成了邓丽君生日。《我只在乎你》是她学会的第一首邓丽君的歌曲，也是她的手机铃声。

在社交媒体上，她分享着自己和邓丽君歌声的交集。她说自己1岁多时，因重感冒引起的肺炎引发了哮喘病，一直没有痊愈。5岁多时住院治疗，父母不在身边，由一个奶奶照顾她。那段时间，她第一次听到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它能让我有被爱的感觉”。

“情情爱爱的东西听多了也会有点腻，我更喜欢的是她的声音，和她唱出来独特的韵味。”小黄说，在她眼里，邓丽君的形象从来不只是“甜美”二字的代名词，而是一个独立、坚定、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大女主”。

“她不会被感情这种零碎的事情牵绊住脚步。虽然她在我这个年纪就没有念书了，但如果没有勇敢迈出那一步，她或许只是个普通女孩，过着平凡的人生，结婚、生孩子。”小黄欣赏邓丽君那样能闯出自己天地的女性形象，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全世界无数人模仿Michael Jackson，但没有哪个艺人的模仿秀能够全国巡演，除了邓丽君。只要有人穿着跟她相似的衣服，唱着同样的旋律，舞台下面的人就会为之疯狂。”Tommy觉得，邓丽君所创造的是一个流派，一种音乐美学。

不仅如此，他认为邓丽君还是亚洲文化的整合者和翻译者，“她的歌声跨越语言的藩篱，把不同地方的旋律带到更广阔的听众面前。”Tommy说，1977至1978年，邓丽君在印尼录制了28首印尼语歌曲，原计划在全亚洲发行，却因护照事件被迫搁置。

邓丽君一生出过三百余张唱片，唱过两千多首歌。后来，港台唱腔风行，校园歌曲兴起，邓丽君的歌声逐渐淡出，但对老卢来说，任何时候，如果有人问起，谁唱歌唱得最好，答案只有一个：“邓丽君，没有别人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