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ESG,一场自上而下的绿色追赶
2024/07/25 | 作者 杨依依 | 编辑 曹蓓 | 收藏本文
摘要:“提前布局,抢占先机”
紧随全球浪潮,A股的ESG强制披露时代在2024年正式开启。
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由沪深北三大交易所联合发布,强制458家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这458家覆盖了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包括了23家券商机构、21家银行机构、5家保险公司、3家金融服务公司。
如何理解ESG?ESG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是投资人、企业和组织进行投资时应予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ESG的历史并不悠久,出现至今也不过20年。20年间,它在联合国、各国监管机构和市场组织多方推动下于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在此之前,和ESG类似的词条有很多,例如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投资等。
ESG与这些理念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出现并不单纯为博爱精神而来。ESG被倡议的初衷就是为了指导金融投资公司进行更优的投资。如今,ESG实践被普遍认为能够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识别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不可否认的是,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ESG起步较晚,目前仍面临政策法规尚不完善、披露不够规范、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国际普遍存在的“漂绿”现象。好在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ESG已经不只是存在于纸面上漂亮的数据和响亮的口号,而是迈入长久赛道的“通关文碟”。
“在乎者最终成赢家”
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个由50多名投资机构组成、管理资产超过2.5万亿美元的独立小组,通过写信给持股的十几家全球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这些药企分享有关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的所有发现,并放弃所有相关的专利。
很快,葛兰素史克、辉瑞、赛诺菲、莫德纳、强盛等世界顶尖的制药公司以势如破竹之势,纷纷联合起来推快疫苗研发工作,以对抗二战后最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组织这封信的是荷兰资产管理公司Achmea,小组成员包括美国贝莱德、美国富达投资集团及其姊妹公司富达国际、英国英杰华投资集团、英国骏利亨德森、法国东方汇理等富可敌国的资管巨头。
资管机构并不是第一个呼吁制药集团与传统竞争对手携手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倡导团体已率先这么做了,但来自大股东的压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世界面临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卫生危机之际,显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单打独斗。”彼时,法国的赛诺菲首席执行官保罗·赫德森说道。
历史上属于金融机构的崇高时刻并不多,这一次,人类星光少有地由资本点亮。
这个足够热血的经济事件被维基百科收录在字条“ESG”当中。而上文提到的投资机构,多数是20年前ESG概念的发起者之一。
2004年,荷兰银行(ABN Amro)、英杰华集团(Aviva)、法国安盛集团(AXA Group)、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等一批来自9个国家的、管理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18家金融机构,应联合国邀请联合发表报告《在乎者最终成赢家(Who Cares Wins)》,ESG这一简称首次被正式发表。
这份报告成为ESG运动的开端,文内的核心观点表明了ESG是一种拥有实际经济效益以及巨大前景的实践。报告认为ESG能从多个方面帮助公司发展:适当管理风险、预测监管行动、进入新市场、极大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
在过去,博爱事业一直被公认为是一项低利润的业务。在21世纪之初,投资市场的主流观点仍认为道德导向的投资可能会降低财务回报。为这个观点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有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服务社会的成本大于收益。
这类主流假设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被挑战。
1998年,两位记者罗伯特·李维林和米尔顿·莫斯科维茨撰写“《财星》美国百大最佳雇主”,汇编了在社会责任和财务表现最佳的公司名单,他们认为改善公司治理程序并不会损害财务,反而能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保证企业效率,并能引进优秀人才。进入21世纪初,受这份名单点名表扬的公司,因表现优异、招募员工便利和品牌声誉,开始挑战ESG会影响公司财务影响的刻板假设。
2011年,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亚历克斯·埃德曼斯发表论文,显示“100家最适合工作的公司”于1984年至2009年期间的股票回报率每年比同行高出2%-3%。这个结果超出分析师们的预期。
2015年,有研究报告证明ESG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巴黎协议》(2015年)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由2016年持续到2030年)的推动下,遵循ESG尽责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进入黄金时代。
ESG从一个联合国的倡议到成为全球现象才二十年,涉及的资产超过30兆美元。于2007年至2016年间,将ESG标准纳入的传统基金数量从260个增加到1000余个,纳入ESG标准的投资数量在2019年至2022年间翻了一倍,具有ESG承诺的基金在此三年里翻了一倍。
一部分观点至今仍认为ESG是一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虚浮的呐喊,例如埃隆·马斯克曾在2022年炮轰“ESG评级毫无意义”,马上特斯拉被踢出了标普500 ESG指数。马斯克很快再次向ESG开火,称“ESG就是一个骗局,成了社会正义伪君子们的武器”。
ESG评级和证券交易所对ESG的披露规定,为ESG扫荡反对声、进入“加速期”提供了有力武器。
2018年,ESG已被整个美国金融业采用,用以描述和衡量企业的持久性和社会影响。2022年,MSCI、标准普尔先后将ESG定义为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投资因素。
目前国际上较知名的ESG评级机构包括MSCI、RobecoSAM(于2020年被标准普尔收购)、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富时罗素等。在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恒生指数和香港品质保证局合办了可持续发展评级。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55家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引。
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虽然中国的ESG起步较晚,但步子迈得快且坚决。
据国联证券统计,截至2023年7月,中国大陆地区签署UN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机构达到130多家。从责任投资市场规模看,截至2022年,中国责任投资市场总规模约24.6万亿,两年复合增速达33.8%,其中绿色信贷规模最大(85%)。
今年5月27日,中国财政部正式发布中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和《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总体目标是:到2027年,我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
国外ESG现象的形成从社会活动、学术讨论自下而上最终影响监管。不同的是,中国ESG理念的贯彻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快速地跟上全球的脚步。
“ESG的强制披露是在联合国气候发展与环保署的影响下,中国证监会主动推动的。目前国内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不够,多数企业披露ESG数据是被动动作。”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说。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得ESG的实践对企业最大的实用性就是规避监管风险,与MSC、标准普尔、富时罗素的ESG评级如出一辙,这类主流评级的目的就是衡量公司面临ESG风险的程度。国联证券在其今年1月撰写的报告《从全球ESG实践看中国ESG投资》中认为,这是将“ESG投资中的负面筛选策略应用到国内政策监管环境中”。
柏文喜介绍,ESG对于中国上市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意义就是,有助于企业识别和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减少潜在的法律诉讼、罚款和声誉损失。
“ESG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套全面的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框架。它帮助企业识别和缓解长期和短期风险,从而降低潜在的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害。”某房企ESG研究人员称。
节约成本、提高品牌价值、推动业务创新等实用性,相比较而言就不太受到企业的重视。但事实上,ESG已经为企业带来了一些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ESG目前对企业没办法产生直接受益产出,所以ESG部门在公司内部属于不紧要的部门。”某大型商业银行相关从业者表示,“但其实它对公司股价是有影响的,尤其对境外投资者而言。”
对上市公司而言,ESG对市值管理是有正向帮助的。瑞士卢加诺大学曾在2012年至2019年间通过对783家美国公司S-1招股说明书中的ESG相关词语和主题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结论:更多的ESG沟通会减少IPO抑价,并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业绩。
国内有相关统计显示,2024年以来投资者互动平台上的沟通内容中,对ESG关注度大幅升温。截至今年4月18日,关于ESG交流的数量和去年全年相比大增2倍多。《证券时报》在今年4月通过统计647份调查问卷,得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主要关键词,其中第九位是ESG,排在“增持”之前。
更“实际”的经济效益是降低融资成本。
“良好的ESG表现可能提高企业的信用评级,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包括那些专注于可持续投资的资金,从而可能获得更低的资本成本和更高的估值。”上述某房企ESG研究人员补充。
最直接的实现途径就是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种相对新颖的定息金融产品,它的用途仅能用于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全球第一笔绿色债券是在2007年,由欧洲投资银行发行,被称为“气候意识债券”。中国第一笔绿色债券是在2014年由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发行,称为“碳债券”。
绿色债券最大的优势就是低利率。目前我国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主体是商业银行,2023年六大行绿色信贷规模近18万亿元,其中工商银行绿债利率为2.55%、建设银行为2.8%、中国银行为2.78%、农业银行为2.37%、交通银行为2.77%、邮政储蓄银行为2.79%。即使是地方银行发行绿债,也有明显的成本优势,2023年赣州银行发行30亿元绿债,期限3年,发行票面利率2.88%。
据评级机构联合资信统计,2023年,我国共有128期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可比债券的平均发行利率,占比37.98%,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的加权平均息差为-16.73BP。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在2016年中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占了全球总发行量约四成。兴业研究最新统计,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我国境内市场发行的各类可持续债券规模累计达到约8.4万亿元。在贴标绿色债券领域,二季度发行规模达到约1401.6亿元,环比上升22.4%。
压力与动力都不够大?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需要增加对ESG议题投入的中国企业至少有五大类: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金融行业、科技企业、跨国公司。
而当前国内对ESG进行投入的企业,无论是量还是质量上,都和国外有不小差距。
2020年初全球主要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持续投资管理资产高达35.3万亿美元,占全球管理总资产的35.9%。据妙盈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共存续279只可持续基金,总计资产规模为3241亿元。在全部公募基金(剔除货币基金)管理的资产中,可持续基金仅占到2.1%,这一数据同比2021年还出现了0.3bp的下跌。
ESG评价体系是整个ESG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以及政策落实的重要抓手。2023年,A股上市公司2023年度ESG报告披露率不到四成,投入意愿仍然不高。这些企业中,能获得国际ESG评级的更是凤毛麟角。全球最大指数公司明晟(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MSCI)ESG评级企业里,中国企业仅有联想集团、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药明生物等几家企业获得了最高的AAA评级。获得AA级的中企数量也不多,例如迈瑞医疗、龙湖地产、建设银行等,大多数的中企获得的评级集中在BBB级以下。
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中国A股在2018年才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A股企业用来准备的时间不足,数据披露的质量不高。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有更多。
柏文喜认为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有:国内企业缺乏深入人心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中国的ESG相关政策和法规尚不完善、缺乏专业的ESG管理和评估能力、国内投资者对ESG的重视程度不如国外投资者。
“目前国内对ESG监管要求并没有一些发达市场严格,如沪深两市尚未全面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使得企业在ESG实践方面尚未具有很大的压力与动力。”世邦魏理仕华北区研究部及中国区ESG研究负责人孙祖天认为。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也出现了全球ESG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漂绿”行为。
“漂绿”即“绿色诈骗”,指的是虚假的环保宣传。“漂绿”会误导公众相信某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比实际要多。许多公司利用漂绿做法来提高其品牌的形象,有批评声音认为这种行为的兴起,加上无效的监管,导致消费者对所有绿色主张抱持怀疑态度。
2009年,《南方周末》开始关注中国企业“漂绿”行为,首次披露了多家涉嫌虚假环保宣传企业,涵盖乘用车、食品、化学制药、养殖、建筑和服装等各行各业,例如华统股份、新华制药、新希望、中铁股份。
“不遵守就解释”
ESG在中国以及全球都已是大势所趋,如何迎头赶上?
“ESG生态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各方面共同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委员、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曾在2023年12月于公开场合表示。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为提升国内ESG发展水平,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完善ESG披露体系,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优化ESG评级方法,提升评级数据透明度;强化ESG理念推广,提升公众社会对ESG的认知;充分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企业数字化水平纳入评级体系。
在监管方面,国海证券预测我国ESG相关信息披露规则正在加速建设中,目前逐步进入“半强制”披露阶段,未来或将形成强制化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与国际接轨。
国海证券建议监管机构完善国内ESG披露规则,增加强制披露的量化指标,构建统一的标准,增强ESG披露信息的规范性和可比性。同时,对于处在起步阶段的小型企业,ESG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成本,建议监管机构给予积极披露ESG信息且披露质量较高的小型企业一定的补贴措施,如融资补贴、税收返还等。
当前国内监管机构对ESG的支持多数集中在债券市场上,主要体现在推行绿色债券贴息政策,以降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成本。例如2023年江苏对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非金融企业2022年度实际支付利息的30%进行贴息,贴息持续时间为2年。
来自外部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机构评级。
目前,国内主流ESG评级体系有华证ESG评级、中证ESG评级、商道融绿ESG评级、嘉实ESG评级、社会价值投资联盟ESG评级、万得ESG评级等。
今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ESG评级剖析及未来发展之道》。报告指出,当下国内外ESG评级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市场出现了不少ESG评级乱象,对投资者与企业造成了误导,其中包括排名原则背离ESG初衷、榜单认知偏差误导投资者、借ESG逐利造成逆向选择、国际政治因素干扰评级客观性等四大乱象。
一篇被发表在财政部官网的名为《不断提升中国ESG评级的全球影响力》的文章指出:我国需要建立统一、透明、公正的评价体系,确保评级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权威的信息披露报告。
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中流砥柱:企业实体。
“政府正在加速建设与完善制度环境,企业对ESG的投入是大势所趋,因此应从学习和适应国际和国内的ESG规定与规则,积累和对外披露ESG相关的数据、案例等工作做起,早日布局企业在ESG方面的组织战略与架构。”世邦魏理仕孙祖天说。
“提前布局,抢占先机。”柏文喜认为,企业应加强ESG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科学的ESG管理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提高产品和服务的ESG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中国对ESG进行投入的企业数量虽少,但参与主体大多都是“重量级”的。据《证券时报》统计,市值超过500亿元的上市公司2023年ESG报告披露率超过了90%,远超500亿元以下市值的上市公司。
已有一些企业在ESG报告披露方面脱颖而出。
ESG报告被业内戏称为“第二份财报”,与过去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同,ESG报告更偏重定量数据。正如香港交易所在汇报指南里说的“不遵守就解释”,详实是第一要义。
以获得MSCI(明晟)ESG评级AAA级别的联想集团、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药明生物4家中国企业为例。它们的ESG报告在内容广度上接近国际水平,通过量化、可比的ESG绩效,阐述其商业模式与ESG影响的关联。尤其在其他国内企业最常忽略的公司治理架构部分,它们也能做到详实披露。
同时,它们的报告均披露了ESG工作的目标及实施计划、相关风险与机会、第三方独立核证这些必要的内容。
主动拥抱ESG的领先企业正在真切地推动自身及上下游全链条的可持续发展。联想集团最新财年的可再生电力占比已高达92%,正在计划与供应链合作企业一同打造“ESG+AI”的绿色管理体系;2023年小鹏交付的电动汽车实现全生命周期减碳逾150万吨,减碳思路延展至电池回收、运输策略上;药明生物在最新的ESG报告中表示,将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表现纳入供应商评估体系,为全价值链创造积极影响。
国内ESG起步仅数年间,可以作为参考的范式和路径已逐渐清晰起来,无论后来者们是否信奉ESG主义,也无论他们顺应这一潮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行动起来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ESG,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