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全球浪潮，A股的ESG强制披露时代在2024年正式开启。

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由沪深北三大交易所联合发布，强制458家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这458家覆盖了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包括了23家券商机构、21家银行机构、5家保险公司、3家金融服务公司。

如何理解ESG？ESG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是投资人、企业和组织进行投资时应予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ESG的历史并不悠久，出现至今也不过20年。20年间，它在联合国、各国监管机构和市场组织多方推动下于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在此之前，和ESG类似的词条有很多，例如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投资等。

ESG与这些理念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出现并不单纯为博爱精神而来。ESG被倡议的初衷就是为了指导金融投资公司进行更优的投资。如今，ESG实践被普遍认为能够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识别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不可否认的是，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ESG起步较晚，目前仍面临政策法规尚不完善、披露不够规范、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国际普遍存在的“漂绿”现象。好在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ESG已经不只是存在于纸面上漂亮的数据和响亮的口号，而是迈入长久赛道的“通关文碟”。

“在乎者最终成赢家”

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个由50多名投资机构组成、管理资产超过2.5万亿美元的独立小组，通过写信给持股的十几家全球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这些药企分享有关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的所有发现，并放弃所有相关的专利。

很快，葛兰素史克、辉瑞、赛诺菲、莫德纳、强盛等世界顶尖的制药公司以势如破竹之势，纷纷联合起来推快疫苗研发工作，以对抗二战后最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组织这封信的是荷兰资产管理公司Achmea，小组成员包括美国贝莱德、美国富达投资集团及其姊妹公司富达国际、英国英杰华投资集团、英国骏利亨德森、法国东方汇理等富可敌国的资管巨头。

资管机构并不是第一个呼吁制药集团与传统竞争对手携手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倡导团体已率先这么做了，但来自大股东的压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世界面临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卫生危机之际，显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单打独斗。”彼时，法国的赛诺菲首席执行官保罗·赫德森说道。

历史上属于金融机构的崇高时刻并不多，这一次，人类星光少有地由资本点亮。

这个足够热血的经济事件被维基百科收录在字条“ESG”当中。而上文提到的投资机构，多数是20年前ESG概念的发起者之一。

2004年，荷兰银行（ABN Amro）、英杰华集团（Aviva）、法国安盛集团（AXA Group）、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等一批来自9个国家的、管理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18家金融机构，应联合国邀请联合发表报告《在乎者最终成赢家（Who Cares Wins）》，ESG这一简称首次被正式发表。

这份报告成为ESG运动的开端，文内的核心观点表明了ESG是一种拥有实际经济效益以及巨大前景的实践。报告认为ESG能从多个方面帮助公司发展：适当管理风险、预测监管行动、进入新市场、极大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

在过去，博爱事业一直被公认为是一项低利润的业务。在21世纪之初，投资市场的主流观点仍认为道德导向的投资可能会降低财务回报。为这个观点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有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服务社会的成本大于收益。

这类主流假设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被挑战。

1998年，两位记者罗伯特·李维林和米尔顿·莫斯科维茨撰写“《财星》美国百大最佳雇主”，汇编了在社会责任和财务表现最佳的公司名单，他们认为改善公司治理程序并不会损害财务，反而能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保证企业效率，并能引进优秀人才。进入21世纪初，受这份名单点名表扬的公司，因表现优异、招募员工便利和品牌声誉，开始挑战ESG会影响公司财务影响的刻板假设。

2011年，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亚历克斯·埃德曼斯发表论文，显示“100家最适合工作的公司”于1984年至2009年期间的股票回报率每年比同行高出2％-3%。这个结果超出分析师们的预期。

2015年，有研究报告证明ESG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巴黎协议》（2015年）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由2016年持续到2030年）的推动下，遵循ESG尽责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进入黄金时代。

ESG从一个联合国的倡议到成为全球现象才二十年，涉及的资产超过30兆美元。于2007年至2016年间，将ESG标准纳入的传统基金数量从260个增加到1000余个，纳入ESG标准的投资数量在2019年至2022年间翻了一倍，具有ESG承诺的基金在此三年里翻了一倍。

一部分观点至今仍认为ESG是一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虚浮的呐喊，例如埃隆·马斯克曾在2022年炮轰“ESG评级毫无意义”，马上特斯拉被踢出了标普500 ESG指数。马斯克很快再次向ESG开火，称“ESG就是一个骗局，成了社会正义伪君子们的武器”。

ESG评级和证券交易所对ESG的披露规定，为ESG扫荡反对声、进入“加速期”提供了有力武器。

2018年，ESG已被整个美国金融业采用，用以描述和衡量企业的持久性和社会影响。2022年，MSCI、标准普尔先后将ESG定义为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投资因素。

目前国际上较知名的ESG评级机构包括MSCI、RobecoSAM（于2020年被标准普尔收购）、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富时罗素等。在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恒生指数和香港品质保证局合办了可持续发展评级。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55家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引。

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虽然中国的ESG起步较晚，但步子迈得快且坚决。

据国联证券统计，截至2023年7月，中国大陆地区签署UN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机构达到130多家。从责任投资市场规模看，截至2022年，中国责任投资市场总规模约24.6万亿，两年复合增速达33.8%，其中绿色信贷规模最大(85%)。

今年5月27日，中国财政部正式发布中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和《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总体目标是：到2027年，我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

国外ESG现象的形成从社会活动、学术讨论自下而上最终影响监管。不同的是，中国ESG理念的贯彻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快速地跟上全球的脚步。

“ESG的强制披露是在联合国气候发展与环保署的影响下，中国证监会主动推动的。目前国内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不够，多数企业披露ESG数据是被动动作。”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说。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得ESG的实践对企业最大的实用性就是规避监管风险，与MSC、标准普尔、富时罗素的ESG评级如出一辙，这类主流评级的目的就是衡量公司面临ESG风险的程度。国联证券在其今年1月撰写的报告《从全球ESG实践看中国ESG投资》中认为，这是将“ESG投资中的负面筛选策略应用到国内政策监管环境中”。

柏文喜介绍，ESG对于中国上市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意义就是，有助于企业识别和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减少潜在的法律诉讼、罚款和声誉损失。

“ESG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套全面的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框架。它帮助企业识别和缓解长期和短期风险，从而降低潜在的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害。”某房企ESG研究人员称。

节约成本、提高品牌价值、推动业务创新等实用性，相比较而言就不太受到企业的重视。但事实上，ESG已经为企业带来了一些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ESG目前对企业没办法产生直接受益产出，所以ESG部门在公司内部属于不紧要的部门。”某大型商业银行相关从业者表示，“但其实它对公司股价是有影响的，尤其对境外投资者而言。”

对上市公司而言，ESG对市值管理是有正向帮助的。瑞士卢加诺大学曾在2012年至2019年间通过对783家美国公司S-1招股说明书中的ESG相关词语和主题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结论：更多的ESG沟通会减少IPO抑价，并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业绩。

国内有相关统计显示，2024年以来投资者互动平台上的沟通内容中，对ESG关注度大幅升温。截至今年4月18日，关于ESG交流的数量和去年全年相比大增2倍多。《证券时报》在今年4月通过统计647份调查问卷，得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主要关键词，其中第九位是ESG，排在“增持”之前。

更“实际”的经济效益是降低融资成本。

“良好的ESG表现可能提高企业的信用评级，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包括那些专注于可持续投资的资金，从而可能获得更低的资本成本和更高的估值。”上述某房企ESG研究人员补充。

最直接的实现途径就是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种相对新颖的定息金融产品，它的用途仅能用于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全球第一笔绿色债券是在2007年，由欧洲投资银行发行，被称为“气候意识债券”。中国第一笔绿色债券是在2014年由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发行，称为“碳债券”。

绿色债券最大的优势就是低利率。目前我国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主体是商业银行，2023年六大行绿色信贷规模近18万亿元，其中工商银行绿债利率为2.55%、建设银行为2.8%、中国银行为2.78%、农业银行为2.37%、交通银行为2.77%、邮政储蓄银行为2.79%。即使是地方银行发行绿债，也有明显的成本优势，2023年赣州银行发行30亿元绿债，期限3年，发行票面利率2.88%。

据评级机构联合资信统计，2023年，我国共有128期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可比债券的平均发行利率，占比37.98%，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的加权平均息差为-16.73BP。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在2016年中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占了全球总发行量约四成。兴业研究最新统计，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我国境内市场发行的各类可持续债券规模累计达到约8.4万亿元。在贴标绿色债券领域，二季度发行规模达到约1401.6亿元，环比上升22.4%。

压力与动力都不够大？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需要增加对ESG议题投入的中国企业至少有五大类：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金融行业、科技企业、跨国公司。

而当前国内对ESG进行投入的企业，无论是量还是质量上，都和国外有不小差距。

2020年初全球主要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持续投资管理资产高达35.3万亿美元，占全球管理总资产的35.9%。据妙盈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共存续279只可持续基金，总计资产规模为3241亿元。在全部公募基金（剔除货币基金）管理的资产中，可持续基金仅占到2.1%，这一数据同比2021年还出现了0.3bp的下跌。

ESG评价体系是整个ESG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以及政策落实的重要抓手。2023年，A股上市公司2023年度ESG报告披露率不到四成，投入意愿仍然不高。这些企业中，能获得国际ESG评级的更是凤毛麟角。全球最大指数公司明晟（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MSCI）ESG评级企业里，中国企业仅有联想集团、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药明生物等几家企业获得了最高的AAA评级。获得AA级的中企数量也不多，例如迈瑞医疗、龙湖地产、建设银行等，大多数的中企获得的评级集中在BBB级以下。

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中国A股在2018年才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A股企业用来准备的时间不足，数据披露的质量不高。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有更多。

柏文喜认为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有：国内企业缺乏深入人心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中国的ESG相关政策和法规尚不完善、缺乏专业的ESG管理和评估能力、国内投资者对ESG的重视程度不如国外投资者。

“目前国内对ESG监管要求并没有一些发达市场严格，如沪深两市尚未全面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使得企业在ESG实践方面尚未具有很大的压力与动力。”世邦魏理仕华北区研究部及中国区ESG研究负责人孙祖天认为。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也出现了全球ESG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漂绿”行为。

“漂绿”即“绿色诈骗”，指的是虚假的环保宣传。“漂绿”会误导公众相信某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比实际要多。许多公司利用漂绿做法来提高其品牌的形象，有批评声音认为这种行为的兴起，加上无效的监管，导致消费者对所有绿色主张抱持怀疑态度。

2009年，《南方周末》开始关注中国企业“漂绿”行为，首次披露了多家涉嫌虚假环保宣传企业，涵盖乘用车、食品、化学制药、养殖、建筑和服装等各行各业，例如华统股份、新华制药、新希望、中铁股份。

“不遵守就解释”

ESG在中国以及全球都已是大势所趋，如何迎头赶上？

“ESG生态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各方面共同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委员、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曾在2023年12月于公开场合表示。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为提升国内ESG发展水平，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完善ESG披露体系，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优化ESG评级方法，提升评级数据透明度；强化ESG理念推广，提升公众社会对ESG的认知；充分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企业数字化水平纳入评级体系。

在监管方面，国海证券预测我国ESG相关信息披露规则正在加速建设中，目前逐步进入“半强制”披露阶段，未来或将形成强制化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与国际接轨。

国海证券建议监管机构完善国内ESG披露规则，增加强制披露的量化指标，构建统一的标准，增强ESG披露信息的规范性和可比性。同时，对于处在起步阶段的小型企业，ESG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成本，建议监管机构给予积极披露ESG信息且披露质量较高的小型企业一定的补贴措施，如融资补贴、税收返还等。

当前国内监管机构对ESG的支持多数集中在债券市场上，主要体现在推行绿色债券贴息政策，以降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成本。例如2023年江苏对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非金融企业2022年度实际支付利息的30%进行贴息，贴息持续时间为2年。

来自外部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机构评级。

目前，国内主流ESG评级体系有华证ESG评级、中证ESG评级、商道融绿ESG评级、嘉实ESG评级、社会价值投资联盟ESG评级、万得ESG评级等。

今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ESG评级剖析及未来发展之道》。报告指出，当下国内外ESG评级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市场出现了不少ESG评级乱象，对投资者与企业造成了误导，其中包括排名原则背离ESG初衷、榜单认知偏差误导投资者、借ESG逐利造成逆向选择、国际政治因素干扰评级客观性等四大乱象。

一篇被发表在财政部官网的名为《不断提升中国ESG评级的全球影响力》的文章指出：我国需要建立统一、透明、公正的评价体系，确保评级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权威的信息披露报告。

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中流砥柱：企业实体。

“政府正在加速建设与完善制度环境，企业对ESG的投入是大势所趋，因此应从学习和适应国际和国内的ESG规定与规则，积累和对外披露ESG相关的数据、案例等工作做起，早日布局企业在ESG方面的组织战略与架构。”世邦魏理仕孙祖天说。

“提前布局，抢占先机。”柏文喜认为，企业应加强ESG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科学的ESG管理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提高产品和服务的ESG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中国对ESG进行投入的企业数量虽少，但参与主体大多都是“重量级”的。据《证券时报》统计，市值超过500亿元的上市公司2023年ESG报告披露率超过了90%，远超500亿元以下市值的上市公司。

已有一些企业在ESG报告披露方面脱颖而出。

ESG报告被业内戏称为“第二份财报”，与过去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同，ESG报告更偏重定量数据。正如香港交易所在汇报指南里说的“不遵守就解释”，详实是第一要义。

以获得MSCI（明晟）ESG评级AAA级别的联想集团、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药明生物4家中国企业为例。它们的ESG报告在内容广度上接近国际水平，通过量化、可比的ESG绩效，阐述其商业模式与ESG影响的关联。尤其在其他国内企业最常忽略的公司治理架构部分，它们也能做到详实披露。

同时，它们的报告均披露了ESG工作的目标及实施计划、相关风险与机会、第三方独立核证这些必要的内容。

主动拥抱ESG的领先企业正在真切地推动自身及上下游全链条的可持续发展。联想集团最新财年的可再生电力占比已高达92%，正在计划与供应链合作企业一同打造“ESG+AI”的绿色管理体系；2023年小鹏交付的电动汽车实现全生命周期减碳逾150万吨，减碳思路延展至电池回收、运输策略上；药明生物在最新的ESG报告中表示，将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表现纳入供应商评估体系，为全价值链创造积极影响。

国内ESG起步仅数年间，可以作为参考的范式和路径已逐渐清晰起来，无论后来者们是否信奉ESG主义，也无论他们顺应这一潮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行动起来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ESG，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