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其中，甘肃通渭县政府召开会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8900亩地一事引发媒体关注。通报显示，为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耕地保护目标任务，2023年12月，通渭县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召开2023年耕地流出变更调查工作推进会，决定对退耕还林范围内已成林的树木修剪枝杈降低树木郁闭度，对林下地表进行翻耕，以达到林粮间作状态，并要求相关数码测绘公司将修剪枝杈的林地图斑按耕地调查，弄虚作假将林地错误调查为耕地，涉及面积8900亩。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弄虚作假背离了数据统计的目的。从通报的细节看，通渭县政府组织了自然资源、林草及有关乡镇等单位，共同做出此项决定。值得一问的是，为何当地政府敢召开专门会议，有组织地主导虚增耕地？他们难道不知一旦被查实，相关领导会受到组织的调查或处分吗？

官方资料显示，通渭县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当地耕地面积有236.58万亩，常住人口只有32万人，属于地广人稀的地域，人均耕地的占有量很大。值得追问的是，这样一个人均耕地占有量极高的地方，为何要对耕地的统计数据造假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者刘明哲在《2024返乡观察：耕地种树全部砍，地上却无见庄稼》一文中，谈到对“退林还耕”政策执行较好的河北某些地区的现状：“不仅是高速公路两侧的护路林被砍伐了，农村地里成片的经济林，河道两侧的防风林、固沙林，城市周围的风景林、生态林，甚至农民种植的水果园等等都成片成片地被砍伐清除了。这些成百上千亩的各类林地被砍伐后，又用大型机械将其压平，变成了大片大片平整的耕地，可是耕地上却不见有一根庄稼。”

刘明哲写道：“禁止耕地种树的本意是砍掉耕地上的树木种庄稼，但当地社会现状是人们不愿意种庄稼……种粮食收入低，不如种植经济作物或者进城打工。并且受城镇化政策影响，很多人追求城市身份，去城里买房居住，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撂荒地只能越来越多……农民如果没有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的初衷又如何实现呢？”

刘明哲质疑：“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推进退林的速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不区分树木的存活情况，不考虑树木的再利用条件，不考虑成片的树林被砍伐后土地利用的问题以及森林对环境、生态的保护作用和必要性，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让大片大片的绿色屏障荡然无存。伐树容易种树难，很难想象春天来袭的天昏地暗的沙尘暴到来时，家乡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刘明哲这篇文章，我们不难想象，通渭县地方官员是知道甘肃地区种树之难的，所以在“退林还耕”攻坚期没搞“一刀切”，更没有贸然砍伐8900亩的林地，然而到年底统计时，无法完成耕地保护的任务，于是只能造假。这大概也是当地政府专门召开会议，有组织地进行虚增耕地的原因。

显然，这8900亩的林地即使“退林还耕”，地力恢复也需时日，是否有人耕种也存在问题。如今乡村多是老人孩子，因种粮收益低，本身就有不少农田闲置。主管部门不应不顾当地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现状，盲目确定耕地保护的目标任务，且要求下级部门必须完成。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懒政”。

前两年农村农业部部长唐仁健一再表示，这些年有好些地方耕地搞了林地、园地、草地，按要求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要逐步回归到种粮食；但各地不能搞“一刀切”，简单粗暴地把之前农民种的其他东西砍了，要合理合情、实事求是，制定一个逐步回归的时间表，把握好进程。部长虽如此要求，但如果主管部门以耕地数据作为刚性指标考核、一票否决，到某些地方就一定会导致“一刀切”。

从这个角度看，通渭县的这次集体造假，可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乡村振兴之要义，是要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穷下去。特别对于2017年还是甘肃深度贫困县的通渭县来说，如果为了增加耕地面积，毁坏已成熟的其他种植业，只会给当地乡村经济带来更大损害。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乡村要振兴，一定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政绩思维来治理。要尊重乡镇官员和农民的自主选择，他们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农民的利益是真正与乡村捆绑在一起的，他们也会比其他人更关心自己村庄的利益。这些年，因过度强调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过于强调长官意志，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把农民当作乡村治理的客体，当作被治理的“物”，而要让农民成为治理的主体。只有真正了解农民的感受与真实需求，才不会本末倒置。

乡村振兴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治理，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军事化管理。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今年一号文件也提出了“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的要求，不少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乡村振兴需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才是治理的进步。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才能让每个村庄都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乡村治理办法，乡村的全面振兴才有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