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流行文化中，乐此不疲地描绘纳粹寻找威力巨大的古代遗物。这种流于刻板印象的描绘，忽略了纳粹与超自然力量之间长久而复杂的关系。

自19世纪以来，德国和奥地利就弥漫着浓厚的玄学气氛。通灵术之类的表演、大众玄学刊物、边缘科学研究广受欢迎，同时往往与种族主义关联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数量的纳粹党早期成员脱胎于玄学圈子，而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灵媒巫师也参与塑造了希特勒的救世主形象。

但是，上台之后的纳粹党对玄学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一面打压草根玄学活动，一面扶持官方的“边缘科学”研究。这反映出了政权对玄学的功利取向与复杂心态。

约柜神器与狼人部队

1981年上映的电影《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围绕“约柜”展开。

当时是1936年，纳粹上台后的第四年。当年3月，德国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军队规模早已突破《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上限10万人，达到55万人。7月，德国派出包含陆军装甲兵、空军与海军在内的秃鹰军团，武装干预西班牙内战。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随着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影片中的希特勒决定寻找早已失落的古代犹太人圣物“约柜”。电影主角是考古学家印第安纳·琼斯博士，他宣称“拥有约柜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只要稍微翻开《圣经》就会发现，约柜曾经在战斗中被夺走，但影片中的约柜确实威力无穷。它刚一打开，无数鬼魂和火焰便喷涌而出，转瞬之间令妄图占有圣物的邪恶德国军人形神俱灭。

西方大众文化中，不乏将纳粹和神秘力量结合起来的作品，有党卫军复活僵尸的电子游戏《重返德军总部》，有纳粹神秘学家召唤地狱恶魔的漫画《地狱男爵》，还有纳粹军官到挪威小镇寻找遗物“宇宙魔方”的电影《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

这些作品中的纳粹形象往往是扁平化的：邪恶、没有人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痴迷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当然，他们最终一定会被正义的英雄打败。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那根本不在作者和受众的考量之内。

比如，《夺宝奇兵》的剧情有一个极大的漏洞，甚至足以推翻整部电影的逻辑——“约柜”是犹太人的圣物。希特勒自始至终贯彻反犹主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灭绝事件之一。因此，假如他果真找到了约柜，他大概也会将其彻底毁掉。

另外，就算抛开犹太人不谈，而是将约柜视为基督教圣物，剧情也很难说得通。尽管希特勒曾多次表示要暂缓消灭德国境内的基督教会，但这更多是出于现实考量。毕竟，根据193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新教徒占德国人口的54%，天主教徒占40%。对已经上台的纳粹党来说，与其对基督教徒采取普遍而激进措施，不如一边加以安抚，博取支持，一边镇压教会内的抵抗实力，培植亲纳粹的势力。

同时，纳粹党一直在积极寻找和建构替代性宗教，而这种新信仰必然会化用“地母崇拜”等古代日耳曼传统，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曾直言不讳地讲道：“天主教会和犹太人这两大世界性的势力，联手对付日耳曼人。我们已经清除了其中一个势力，至少是从德国赶了出去；战争结束后，就会和另一个算账……然后，我们会剥夺这些教士的职权，到时候，无论是上帝还是圣母玛利亚都帮不了他们。”

希姆莱确实执迷于挖掘古代遗物，不仅在德国境内，也包括后来被德军占领的荷兰与挪威，甚至将触手伸向了喜马拉雅山。然而，这些活动中没有一次是为了寻找基督教的圣物。

或许是受限于媒介形式和受众需求，流行文化中纳粹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几乎总是要落实到物理伤害上。《夺宝奇兵》中的约柜，类似于战术核武器。2009年电影《死亡之雪》中的纳粹军官赫尔措格藏入雪山，开发出了一支僵尸军队。《美国队长》中的“宇宙魔方”，是一个可以瞬间输送大量武器的传送门。这样的表现形式对电影或漫画来说无可厚非，但确实夸大了纳粹对超自然力量的期望。

诚然，纳粹研究过超自然力量的军事应用。例如，希姆莱从1942年开始研究“死亡射线”，据说能够击落敌军飞机。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纳粹甚至寄希望于组建狼人部队，以游击战的形式对抗泰山压顶般的盟军。

狼人传说源于古代德国的一种民间信仰，认为人只要披上狼皮就能变成狼。为了建立这样一支特种部队，希特勒调来了党卫军传奇军官、曾指挥营救墨索里尼行动的奥托·斯科尔兹尼（Otto Skorzeny）做教官。可惜，由于德国人力的枯竭，大量“狼人”都是14岁至18岁的少男少女。直到德国投降两周后，奥地利境内还有残余狼人部队骚扰美军。

显然，这些尝试类似于V-2弹道导弹、鼠式坦克、Me-262喷气式战斗机、代号“吸血鬼”的ZG-1229红外夜视瞄准镜等所谓的“奇迹武器”，是纳粹穷途末路的反映。

正如《希特勒的恶魔》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柯兰德（Eric Kurlander）所说：“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当战败似乎已不可避免时，许多纳粹分子和数百万普通德国人仍愿意相信……‘魔法祭司’会救他们于水火，使他们免遭覆灭……为遭受物质困乏和心理困苦的德国人提供一种治疗方式。”

但是，乞灵于神秘力量绝不仅仅是战争末期的病急乱投医，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纳粹上台之前，乃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德语世界与超自然力量的羁绊，塑造了希特勒以及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行动，影响广泛、深远而多元。

《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剧照

《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剧照

玄学气氛下诞生的纳粹党

古代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文明，普遍有巫术和密教传统。古希腊有厄琉息斯密仪，古罗马有密特拉教，号称能通过秘密传承的仪式为成员带来特殊的真理和启示。早期基督教由于受到查禁与迫害，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密教。

但随着基督教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又在中世纪取得了欧洲精神世界主宰的地位，所以在官方层面一贯对巫术和教会外的秘密信仰团体持敌视和打压态度。这种态度甚至一直延续到19世纪，教会保守势力对共济会大加挞伐。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下，巫术被置于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巫术就是能做出自然界所做不到之事的秘密，就是不可能之事。”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认为，“术士比其他人见识多，他们探索晴雨的原因，不久便被视为能呼风唤雨。他们是天文学者，其中最无知又最大胆的人就成了占星术士。某一件事发生在两个行星会合之时，这两个行星就是产生此事件的原因。”

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将巫术视为早期的科学探索，巫师对自然现象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总结，但归因有缺陷，更不能真正做到支配自然。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唯物主义立场，不承认存在超自然现象，认为号称能驱使鬼神的术士都是胆大妄为的骗子。

但是，神秘学在19世纪迎来了复兴。各路共济会分会、通灵会、超心理学研究会、秘密骑士团，在欧美国家遍地开花。它们有的主张超越科学，有的号称补足了“主流科学”忽视的另一半真理，对自诩高人一等的医生、律师、商人、作家、企业家、贵族等名流富有吸引力。

在这一方面，俄裔德籍贵族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创办的神智学影响力最大。它宣称要将超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解决现代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她的思想很快在德语区取得了反响。

德国版神智学认为，原始雅利安文明位于北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岛上，但后来遭遇全球大洪水而沉没，今德国西北角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和冰岛或许就是残余的部分。一部分幸存的雅利安人寻找高处避难，一路来到喜马拉雅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团体依然蕴含着原始雅利安文明的精魂。纳粹掌权后之所以组织探险队去西藏，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相比于布拉瓦茨基原初的立场，德语区神智学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德国神智学会秘书长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声称：“在精神演化的大循环之中，日耳曼种族走在了最前列。”他还相信所谓的宇宙优生学，主张“不值得参与人类的上升的种族都可以被毁掉”。

这些思想本身就与种族主义关系密切，同时为各路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提供了思想资源，成为19世纪末至1940年代德国思想版图上的一支强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早期纳粹党正脱胎于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中。

1918年新年，出身火车机车工程师家庭的德国神秘学家鲁道夫·冯·塞博腾道夫（Rudolf von Sebottendorf），创办了修黎社。修黎（Thule）是古希腊地图中最北端的岛屿，在神智学圈子里被认为是原始雅利安文明的首都。与19世纪以来的大量类似组织一样，修黎社原本是一个中产阶级玄谈的封闭小团体，或者叫“学习小组”。

塞博腾道夫早年游历东方，还加入了土耳其国籍，沉迷于神智学与占星术。在成立修黎社之前，他参加秘密社团日耳曼骑士团多年，成员之间用古代日耳曼人的卢恩文字交流，躲避大众和警方的视线。同时，为了吸引富裕阶层女性，修黎社还设计了精美的纹饰和有趣的入会仪式。

随着德军在西线最后一次攻势受挫，国内局势动荡，修黎社与日耳曼骑士团迅速政治化，于8月并入了骑士团的一个地方分部，宣扬“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末日大决战之后会迎来德意志民族的新生。塞博腾道夫以“日耳曼性”为号召，反对资本，同情工人，用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种族斗争语言来表述劳资对立。这也正是纳粹党早期的纲领。

1918年初秋，塞博腾道夫买下《慕尼黑观察报》，聘请修黎社的同事卡尔·哈雷尔（Karl Harrer）担任政治编辑，开始公开宣传种族主义的主张。不到一年后，报纸更名为《种族观察报》，也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纳粹党机关报。

可惜，塞博腾道夫设想中的美好未来并未降临。德国战败投降，军事化的极端势力蜂拥而起。塞博腾道夫生活的巴伐利亚（Bavaria）爆发了革命，而他也决定密谋反对新建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手段是渗透民兵队伍，绑架共和国首脑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事实上，他设想中的手法几乎与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如出一辙，结果同样是失败。

在这次失败之后，塞博腾道夫的同伙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主张摒弃资产阶级小圈子的煽动革命路线，成立面向工人和小业主的政党。1919年1月，德意志工人党成立。德意志工人党和修黎社的成员有相当大的重合度，而且从未一刀两断。

工人党内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修黎社，其中不少在日后的纳粹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纳粹党外交政策办公室主任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希特勒私人法律顾问——后来掌管波兰总督府的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还有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

正如埃里克·柯兰德所说：“若是没有修黎社为基础，德意志工人党初期的发展便是无法想象的。”而德意志工人党正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的前身。

在某种意义上，从日耳曼骑士团和修黎社到德意志工人党和纳粹党，这个演进线索是同一批人的策略转换。“奥地利下士”希特勒，鄙夷“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西装革履的资产阶级修黎社成员，在高档四季酒店玄谈，而德意志工人党的老兵党员们在啤酒馆里畅饮。日耳曼骑士团躲躲闪闪，不肯示人，而纳粹党逐渐迈向大众政治的视野。

在1920年至1923年之间，希特勒掌握党内权力后迅速驱逐哈雷尔，将《种族观察报》改组为纳粹喉舌，也赶走了一些旧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党抛弃了富有玄学色彩的种族主义底色，而主要是希特勒建立绝对领导地位的表现。

希特勒厌恶的主要不是神智学思想本身，而是不肯服从一元化领导的资产阶级神智学者。用德国政治家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的话说，希特勒对超自然的兴趣中教条色彩较弱，而功利色彩较浓，这是因为“他坚信人和宇宙存在某种神奇的联系”。这一点在纳粹党掌权后逐渐展开。

《重返德军总部》游戏截图

德国人集体无意识的镜子

纳粹德国对玄学的态度是曲折而复杂的，甚至可以说举棋不定。这首先与德国民众当时的心态有关。除了修黎社、日耳曼骑士团这种封闭式小团体之外，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神秘主义领域里还有两股重要力量：大众消费市场与边缘学术研究。

德国神秘主义研究专家科琳娜·特莱特尔（Corinna Treitel）写道：“尽管德国人对人类的视力不可见或理性无法知晓的力量倍觉痴迷，但德国的神秘学运动自身并没有特别藏头露尾。”

降神会、塔罗牌、超心理学实验，成为了德国和奥地利各地民众的心头好，完全融入了大众消费文化，在规模上超过了同样经历玄学复兴的欧洲其他国家。柏林和慕尼黑两地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巫师，消费者更是数以十万计。神秘学出版物百花齐放，将日耳曼神话、神智学、占星术、招魂术、新异教熔于一炉。

尽管德国贡献出了大量卓越的科学家，但也有一股痛心疾首的涌流。特莱特尔写道，许多德国科学家认为，现代物理学和化学将“五彩斑斓、有品质、有自发性”的世界转化成了一个“冰冷的、无品质可言的非人领域……物质的粒子在其中犹如牵线木偶一般按照数学的计算定律舞动”。

当然，德国人的反应不是排斥现代科学，而是开辟了一个个探究感官世界之外定律的“边缘科学”，其中超心理学与纳粹德国有很大的关联。

“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一词，是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发明的。其中para-词缀的意思是“在某物旁边”，意味着这门学科研究的是“主流”心理学之外的心理现象，包括集体无意识。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历史的漫长岁月在一个人群或民族内心留下的底层印记，即使精神分析也无法探究它的法则，而只有魔法的力量才能接通，从而触发与大众最深切的共鸣。

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坚信自己是一位魔法师，而他的法力便是演讲。他曾说过：“只有经由话语的魔力，才能将宗教和政治方面层出不穷的历史本质整合到一起。谁若回避情绪、闭上嘴巴，就无法让天堂来体现他的意志。”

德国作家谢尔特（Ernst Schertel）的超心理学著作《魔法：历史、理论与实践》，是希特勒私人图书馆里做笔记最多的藏书之一。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名著《乌合之众》，也在元首的阅读书目之内。

希特勒研究超心理学，是为了学习吸引群众的技巧。他指出：“所有的现实都只是幻影，即使是恶魔形象这样的现实也是种‘欺骗’，不足为凭。需要有虚假的形象，真实才得以成立。”

戈培尔说得更直白：“谎言重复一千遍，人民就会开始相信。”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纳粹党纲领的混乱性。在危机接踵而至，政策似乎全都束手无策的1930年代，研究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似乎失去了意义，只有魔法才能带来奇迹。而魔法要想生效，不仅需要魔法师，更需要心悦诚服的受众。关键不是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实现领袖与群众的耦合。正如荣格所说：“希特勒是每一个德国人的无意识的镜子。”

纳粹与超心理学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利用。由于纳粹党早期成员多与玄学圈子有交集，甚至自己就是圈子里的骨干成员，所以有不少职业通灵师堂而皇之地打入了纳粹党内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埃里克·哈努森（Erik Hanussen）。哈努森是一位出身艺人家庭的奥地利犹太人，以催眠术、预言术和千里眼表演闻名。

相比于传统玄学家，他对时代政治潮流的嗅觉更敏锐，热衷于钻研在公开表演中影响大量观众的手法，从而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纳粹党高层。同时，他在自己的玄学杂志上盛赞第三帝国的降临，对群众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他一生中最传奇的成就，或许是“预言”了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8日，他在自办刊物上声称，共产党将在议会选举前采取某种暴力行动。2月26日晚，他在一场降神会中预测国会大厦会被纵火。次日晚间9时许，柏林消防队果然收到了国会大厦的火警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降神会的参与者中，就有两位深度卷入纵火案旋涡的冲锋队领导人。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哈努森提前听到了风声，但无论如何，哈努森在纵火案三周后被冲锋队成员杀害。

在象征层面，哈努森之死代表着纳粹党与神秘学的关系。在纳粹夺权的过程中，哈努森和其他大量玄学界的同事，参与塑造了希特勒的奇迹形象。正如柯兰德所说：“通过与谢尔特的魔法合作……与哈努森联手，纳粹将群众的注意力从客观现实转向了即将来临的第三帝国。”

但在纳粹夺权后，这些草根宣传家似乎便不太受新政权的欢迎了。1935年，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公开宣称：“不明确的神话概念……必须从德国报纸上消失。”

到了1941年，德国党务部长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更是向纳粹官员发出了一份通知：“告解和玄学圈试图通过散布奇迹故事、预言、对未来的占星术预测，在人民中间制造混乱和不安全感。”这份通知发出的日期，是德军入侵苏联前的一个半月。

尽管纳粹当局多次表示反对玄学表演活动，但直到纳粹政权覆灭，这些活动都没有彻底消失。表演者学会了利用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政府关系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这体现了纳粹对神秘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面向大众的传统玄学活动与纳粹试图推广的意识形态，存在偏差乃至竞争；另一方面，这些活动的群众基础太深，而且对纳粹政权并不构成有意或实质性的威胁。因此，纳粹当局对大众消费文化性质的玄学活动是容忍为主，偶尔整肃。

与此同时，纳粹党对“严肃”的边缘科学研究提供了一贯的大力赞助，并积极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机器。超心理学家汉斯·本德（Hans Bender）在第三帝国时期很受重视，1933年加入冲锋队，1937年加入纳粹党，1941年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心理学学院院长。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为他提供了长期支持，不仅慷慨出资，而且提供了大量“没收来的书籍用于建立一流的占星学图书馆”。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其他的边缘科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