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依法合理细化具体情节、量化罚款幅度，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一年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可见“以罚款创收”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普遍。

今年曝出的一些天价罚款案例登上了热搜，引发媒体和网友热议。如6月，河南洛阳西工区法院发布了一则案例通报：当地一位卖菜大爷，其菜品被抽检出农残超标，行政机关作出罚款55000元、同时加罚55000元的处罚。该大爷卖菜获利21.05元，却被罚款11万元，这严重违背了民众的生活经验，被网友质疑“处罚过当”。

再如浙江仙居县农民应义红，去年端午宰杀一头自家养的生猪，猪肉分送亲友后有剩余，便由他妻子拿到村口售卖，共卖出15.625公斤，收款700元。当地执法人员发现后，扣押剩余的30.65公斤猪肉，并出具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书。此后，台州市司法局局长邵宣豪以公职律师身份提供法律援助，了解到应义红因车祸致残，夫妻俩以务农为生，家庭经济困难，他家也是初次出售自宰猪肉，数量不多且未造成社会危害，邵宣豪认为执法人员违背了行政处罚法“过罚相当”原则。经当地人民法院组织行政调解，撤销了原处罚决定，减为罚款5000元。但对一个残疾农民家庭来说，5000元罚款仍过高，可能令其家庭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罚款是规范市场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从以上两起案例可看出，所定罚款额超出了民众认为的合理范围，违背了执法初衷，有“罚款式创收”之嫌。“过罚相当”是行政处罚立法与执法的重要原则，即执法者不能机械执法，因为行政处罚法中“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则，赋予了执法人员对轻微违法行为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以确保执法行为不仅要合法合规，也需合乎社会与民众公认的情理。罚款是否公平正当，不只关系到这些商户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人们对市场环境的认知。

2021年12月，国办督查室曾通报过某地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仅两个月时间，就没收6700多万，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家。《半月谈》也曾报道过一个案例，某县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亿多元，但交通违章罚款竟“创收”3000多万元。这些处罚与罚款，显然破坏了大量商户和民众对于当地市场的信心，也会引发民众对执法者公信力的质疑。

罚款必须正当合理，不能成为地方创收的工具，这应当成为各地行政处罚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少地方近年来罚没收入大增，与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有关。经济下行让税收减少，不少地方开始对非税收入有了一定程度依赖。中央虽“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但有些地方尤其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地区，仍会出现各种对策，用罚没收入进行创收。但各地应认识到，行政执法部门随意从企业和民众头上“薅羊毛”是短视且大为有害的，可能让当地陷入“财政吃紧-罚款创收-市场环境恶化-企业用脚投票-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吃紧”的恶性循环。

7月19日，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19542亿元，同比下降0.6%，其中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12.5%，罚没收入下降16.2%。这一数据说明，去年8月国务院关于“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各地执行情况良莠不齐。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公共政策兜底民生，减少行政事业收费与罚没收入，被视为疗救经济下滑、刺激内需的良方。中央政府有决策善意，要还利于民，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对各地罚没收入的监管，有些善意难以形成令行禁止的法律约束力。

各地只有强化行政裁量权的法律基础和细则，才能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真正降低社会运行的行政成本。对于行政处罚项目，政府部门应只有权提出申请，须经立法机关讨论通过，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各地应细化宽泛的行政立法，缩小行政裁量空间，抑制裁量的随意性，将罚款纳入法治轨道；凡是罚款事项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规范或管理的，一律取消；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应明确告知被处罚者执法依据与理由，并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适用予以解说，这样才能减少民众质疑；即使是必要的行政执法，也要多一些善意，避免与禁止以罚款之名搞创收的乱象。

去年7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决定取消29个罚款事项，用其他方式规范管理；对24个一般或轻微违规行为，按“过罚相当”原则降低罚款数额。这些举措都有助于优化法治环境，减轻市场与民众的负担。此外，对行政罚款，除财政部门监管外，还需有司法救济措施，一旦民众对某项罚款持有异议，司法部门要提供救济。

经济越下行，各地政府越需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已出台的各种减税减费政策，使行政罚款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切实减少企业和民众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如此才能真正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