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140余万件藏品中，有一件《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它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重要参考。这一海内孤品的背后，有着颇不寻常的遭遇。

原碑刻于445年，1882年出土于吐鲁番高昌故城。上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购得后运往柏林，后几经辗转，由柏林皇家博物馆收藏。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端方在柏林目睹此碑，经德方允许拓得全本一幅。但在拓第二份时不慎锤毁碑字，德方以此为由终止了拓印工作。最终，端方只得带着一幅全本和一幅拓印未完的残本归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碑亡佚，端方所拓之全本遂成独一无二。端方死后，其后人将拓本出售。1976年，买家李介如的后人将其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只是端方收藏的冰山一角。清末京城流行一句谚语：“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第一句中三个官员，分别指的是荣庆、那桐和端方，他们被誉为晚清“旗人三才子”。那桐、荣庆都官至军机大臣，端方虽只是出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地方督抚，未曾入阁拜相，但在收藏上的成就及地位，则是那桐、荣庆所望尘莫及。

端方，字午桥（也写作午樵），满洲正白旗人，出身贵族之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端方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而桂清是慈禧的亲信，曾任内务府大臣，掌管皇室供奉，因此家赀不菲。这些，为端方收藏古物提供了物质保障。

《清代野记》记载，光绪初年某日出差途中，发现收藏甲骨文第一人的王懿荣与朋友纵谈碑版，端方想加入话局。不料，王懿荣嘲笑他说：“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自视甚高的端方，竟被讥讽为只知道“喝花酒”，一时大受刺激，当时就拍案说“三年后再见”。回京后，他立即拜琉璃厂碑帖鉴定名家李云从为师，精研金石之学，后来更是将王懿荣延请为幕宾，晨夕请教。

终其一生，端方钻研金石之学的热情始终未减。举人出身的杨守敬精于金石舆地之学，光绪初年充驻日使馆随员时，搜求了大量日方所藏的宋元善本。端方抚鄂时，所得金石多请其鉴定。1897年，山西发现一方“其状如唇”的石器，端方立即致函杨守敬向其请教。1909年，杨守敬已71岁，端方还邀请其前往南京，鉴定古物。《端方存札》表明，端方曾将青铜铭文拓本寄给当时著名学者王闿运，请其帮忙鉴别。

正是这种虚心求教，使得端方在收藏上进益明显。曾与端方同在工部为官的何刚德，就说端方“鉴赏金石，颇负时名”。1905年，下属陈树藩在京师购得砚台、汉铜灯、宋石造像等一批古董，立即将拓本寄给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请其鉴定，同时希望端方能为其所购的《黄小松嵩洛访碑图》题跋，以增身价。1910年，直隶提督姜桂题曾请端方帮忙，鉴定所购郑板桥书法是否为真迹。

为官陕西，仕途和收藏的重要节点

端方开始收藏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轻时在京师为官期间就已进行。他在《陶斋吉金录》自序中说：“余早岁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1895年3月18日，时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看《礼器碑》《醴泉铭》，皆端午樵处借来者也，聊以解闷。”《礼器碑》刊刻于东汉年间，历来被金石家、书法家奉为隶书楷模；《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其时端方只有34岁，爱好收藏之名显然已名闻京师。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端方外放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也是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光绪帝避八国联军之乱逃至西安，端方对两宫悉心伺候，因此博得圣心、官运亨通。他升任湖南巡抚、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可以说，为官陕西是端方仕途的起飞点。

对于端方的收藏来说，为官陕西也是重要的一站。西安为六朝古都，埋藏着丰富的文物。尽管政务繁忙，但他依然挤出时间到各地访古，往往早晨在废墟中搜索，下午在各村间户头品鉴。多年的访求，使得端方在收集古物上颇有心得，比如他知道“西北土燥”，所以青铜器的铭文保存得比较完整。

为官陕西，为他的收藏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他最为知名的藏品，比如毛公鼎、比如“柉禁”等青铜器，都来自陕西。毛公鼎1843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1852年，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用一千两银从苏亿年手中购得。1910年，陈氏后人经营钱庄亏本，以一万两银价格卖给端方。

1911年，端方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南下途中赴彰德与袁世凯订亲，将女儿陶雍许配给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权，并许诺将毛公鼎作为陶雍的嫁妆。等到陶雍出嫁的时候，端方已经去世，但其家人仍兑现承诺，将毛公鼎作为陪嫁。只是袁家觉得毛公鼎太过贵重，没有接受。后来，端方的后人将其典押给华俄道盛银行。幸运的是，它为收藏大家叶恭绰赎出。抗日战争期间，毛公鼎险些被日本军方夺走。几经辗转，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柉禁”1901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是由13件西周青铜酒器组成的稀世珍宝，其中的青铜夔蝉纹铜禁更是首次面世。时为湖北巡抚的端方获悉后，立即派人到陕西购买，取名“柉禁”，并将其置于自撰古铜器图录《陶斋吉金录》开卷之首。从此，“柉禁”广为人知。

为官陕西还给端方带来始料不及的“福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在北京大肆劫掠，端方的府邸也未能幸免，大量碑刻字画被抢。在陕西刚被端方解救的传教士得到消息后，立即致函美驻华公使康格。康格获悉后，赶紧派一队美军往端邸保护，并追回部分被抢藏品。

出洋考察，不忘搜罗古物

1905年12月，清廷以戴鸿慈、端方为一路，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一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戴鸿慈、端方等主要考察美、德、俄、意、奥等西方各国，其间端方还不忘搜罗古物。

据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和端方幕宾李葆恂的《旧学庵笔记》，在回国的路上，端方去了埃及首都开罗，购买了不少埃及文物。日本学者下田章平说得更为具体：端方购买了10件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碑及埃及法老、皇后的半身像。

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陶斋藏石记》手抄本，书末附有“埃及等国运来各种石刻古像等件”，数量达到101 件。

李葆恂在《旧学庵笔记》中说，端方所购的埃及古物，“欧洲考古家谓是五千年前物”。今天，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还藏有端方在埃及购买的古王国时期的石碑等文物。

端方曾将埃及造像印成扇面，分赠友人甚至外国政要。郑孝胥即得其赠，并于1906年8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午桥遗潮州扇，拓所得埃及造像，甚妙。”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1907年1月中旬，日本知名政客、后曾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来华访问，并途经南京，时为两江总督的端方隆重接待。得知犬养毅也嗜好金石书画后，临别之际，端方就送给他“埃及古刻拓本”亲笔签名。这一拓本今藏于日本木鸡室。

筹建博物馆

对收藏家来说，最得意的事莫过于在地摊中“捡漏儿”。端方就具有这种发现的眼光：出任湖南巡抚时，他曾在长沙的市肆中发现了北宋画家郭熙的《溪山秋霁图》。这张画挂了很久，都无人问津，最终端方以很低的价格果断将其买下。端方死后，此画为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

收藏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端方颇有一掷千金的豪情。他自己曾说官俸所得皆用于收藏，“生平宦橐皆耗于此”。《瘗鹤铭》原刻于镇江焦山西麓崖壁上，其书者传为南朝梁的书法家陶弘景，为楷书书法的上乘之作。原石刻因山崩坠入江中，宋朝时捞出仅存93字，端方就任两江总督时，许以每字酬五十金的价格募集原刻字，以补全残碑。

宣统元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到任不久，即赶上慈禧太后葬礼，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参劾“沿途派人照相”、“乘舆横冲神路”、“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等种种不敬，十月间被摄政王载沣免职。

免职赋闲期间，端方在京城琉璃厂建造陶斋博物馆，以“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1909年7月进京的张謇，曾在日记中记载15日前往琉璃厂海王村参观端方的博物馆。端方的表哥荣庆，1911年4月的日记中也有“赴午桥博物馆之招”。去了以后，荣庆发现赵尔巽、于式枚、许鼎霖、郑孝胥等十余人均在座。可惜之后不久，端方便在资州遇害，京城房产被人纵火烧毁，家道逐渐衰落，博物馆也就难以为继。

端方藏品来源

粗略统计，端方所藏的青铜器、书画等金石器物超过4000件。这不包括数目不详的《陶斋藏陶》《陶斋古玉图》，以及数以千计的碑帖拓本和善本古籍。

这些藏品主要通过购买、交换等所得，其中应该也免不了利用权力的巧取豪夺。

更多的藏品是购买所得。家道中落的收藏家旧藏往往大量流出，端方就将其整体收购。近代藏书家缪荃孙就曾记载，端方一次性购入曾任广东布政使的姚彦侍所藏的元版《草堂雅集》、宋版《孟东野集》等古籍。董其昌的《汪继环墓志》《汪体义墓志》由端方先后购得，并将两件作品合装为一卷。

《松泉图》原为王懿荣旧藏，曾被火烧过，王懿荣的儿子王汉甫将其重新装裱，转让给端方。端方自己在《藏石记》中说，“金石之新出者，争以归余，其旧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收罗得之”，可见其购买之频。

僚属友朋所赠送，丰富着端方的收藏。1899年，宋代《灵修寺观音画像》出土于敦煌千佛洞，端方的朋友严金清购得后，从兰州千里迢迢将其寄赠给端方。更多的，是僚属所送。晚清以来请托之风盛行，官员任职补缺，无不需要上下打点。《荣禄存札》中，就有大量的官员给慈禧红人荣禄送礼谋缺的记载。端方嗜藏金石，自有下属和同僚投其所好。

如上海道台蔡乃煌，一次性就送了上百件乾隆时期的器皿，以为其属下陆如恒谋一职。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端方出任两江总督期间，吴兴藏书大家陆氏兄弟二人各进古书百部，价值二三十万金，获军械所总办和厘金局的肥差。

野史所记虽并不一定确凿，但端方身居高位，雅好收藏，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1909年6月，御史胡思敬就上折参劾两江总督端方的10项大罪，其中之一，就和端方雅好古物有关。“两江总督端方本一狎邪小人，初至两江，号为债帅，不一年而收蓄古董、碑帖、字画、珠宝，值数十万金。”清廷为此下旨令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尽管最后不了了之，但也表明端方“巧取豪夺”之举在当时有所风传，否则也不会为远在京城的胡思敬所知悉。

端方题古埃及石刻拓片

交换是端方收藏的来源之一。清末民初收藏家完颜景贤，是张伯驹推崇的收藏名家。端方曾以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庙堂碑》与完颜景贤所藏的四明本《华山碑》交换。完颜景贤原藏有虞世南的《破邪论》，与端方交换后，得到三件虞世南的书法作品，所以将他的书斋命名为“三虞堂”。

获得四明本《华山碑》后，端方也有了三个版本的《华山碑》，因此将其书斋取名“宝华庵”。一次书画交换，使得端方和完颜景贤各自完备了自身的收藏序列。四明本《华山碑》，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

自然也有巧取豪夺的。比如有借阅不还的，董源的《山水轴》原本也是王懿荣的收藏，被端方借去把玩，留在家中三年，后归端方所有。有记载，《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藏有宋坑端砚，端方故意虚构他的罪名，使端砚最终归自己所有。翁同龢后人翁斌孙记载，端方曾以借为名向翁同龢后人索去其生前收藏的孤本《娄寿碑》，作为他为翁同龢奏请开复的条件。事后翁家愿以5000元赎回此碑帖，但遭到端方拒绝。

端方去世后藏品的下落

端方的4000多件藏品中，如毛公鼎、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拓《化度寺碑》、宋刊本《资治通鉴》、“柉禁”等等，都是国之重宝。在生前，端方的收藏就名扬中外。据《端方存札》所记，清末状元张謇、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洵、江宁将军铁良等，在给端方的信件中都谈及文物收藏的话题。《清史稿》端方传，以及《清代碑传全集》中关于端方的传记中，都有端方“笃嗜金石书画”之语。可见，端方爱好收藏古董，在当时可谓广为人知，以至于身后成为定评。

不少外国人也知道端方的收藏。一名外国参赞，游历汉口患病，痊愈后急不可待地致信端方，想去参观其收藏，“现抱小恙不果，一俟痊可，亟当趋谒，面申谢忱，藉瞻珍藏古品，以饱眼福”。

1907年1月中旬，犬养毅访华，也曾参观端方的收藏，“观赏端方秘藏的古铜器及书画，10时归馆”。1908年4月，驻德公使孙宝琦告诉端方，德国杜塞尔美术会寄赠端方一批精美画册，这表明德方也知道端方喜好收藏。1909年，清廷派礼部尚书戴鸿慈作为特使前往俄罗斯，答谢俄国在慈禧、光绪丧礼期间的吊唁等。戴鸿慈带去的礼品中，就有端方所编的《陶斋吉金录》。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907年日本曾计划举办万国博览会。端方得知后，向日方表示愿意展出自己的金石书画收藏，并委托出版图录。只是由于财政困难，该博览会后来无限期延后，端方向世界正式展出其收藏的愿望未能实现。

美国实业家弗利尔，是著名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家。他1909年拜访端方、赏其收藏后说：“那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最出色藏品，端方氏也是我从没遇见过的最敏锐、最能干的收藏家。”难怪弗利尔后来如此不遗余力，将端方所藏的摹本《洛神赋图》等收入囊中。

1911年，赋闲近三年的端方先被起用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后又被饬令署理四川总督，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他成为清廷任命的最后一位四川总督。行至资州，军人哗变，端方与弟弟端锦被杀。

端方一死，其藏品立即为国际藏家所关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向伦敦国际新闻部负责人布拉姆报告时写道：“他（端方）可能算得上当今最权威的古董收藏家，他收集的古物为中国之最上品。”日本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葬礼后他收集的青铜器也极有可能散失，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获得那些重要的美术品。”为此，他曾于1912年来华，试图购买端方藏品，获悉在端方葬礼完毕之前端方收藏品不出售的消息之后，这才死了心。

端方死后，藏品由其子端继先保管。由于家道中落，1914年1月，端继先提出将端方所藏出售给民国政府，以归国有。据《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有关文件》，最初出售的，是端方所藏的1000多方古石，到1916年2月份又增加了字画等品类，约计1300余种，“索价二百万”。尽管事情迁延了两年多，其间袁世凯等屡有批示，但由于民国政府财政拮据，最终收购没有达成。1916年7月，端继先收回出售动议。

此后，端方藏品开始大量流出，散落民间，部分流失海外。1914年5月，《洛神赋图》卖给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1916年，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和李伯时的《蜀川图卷》，也被弗利尔美术馆购进。1924年，著名的青铜器“柉禁”作价20万两白银卖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20岁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即以传教名义来华，从此留在中国，直到1943年被侵华日军作为交换战俘遣送回美。1934年，他将个人所藏的全部上千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他所创办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赠品中，以《挑耳图》（又名《勘书图》）最为世人所熟知。该作品是南唐翰林侍诏王齐翰的唯一传世作品，上有南唐后主李煜的印章和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字，以及苏轼、苏辙等人的题跋，为国宝级文物。此画原属端方，端方死后才转入福氏手中。

日本学者富田升先生统计发现，从1923年到1934年间，有上百件端方所藏的古铜器、古金石通过著名的山中商会在日本展销。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周铜祖乙立旗卣，直到1934年才被日本财阀根津嘉一郎购入，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另一日本财阀住友，则买走了端方旧藏的镀金兽环方壶。此外，东京的书道博物馆也有一件端方旧藏的鼎。

通过“商旧学而迪新知”，最终实现“通新旧之邮”

雍乾之际，清廷大兴文字狱，文人为避祸转攻考据学。考据训诂依赖于古代器物，金石收藏因此大盛，延至同光朝乃至清末：如大学士潘祖荫爱好金石学；翁同龢痴迷碑版；张之洞早在1870年即在京与王懿荣、吴大澂等收藏同好订交，写下不少品论金石的文字，后又爱好目录学著有《书目答问》。端方痴迷收藏的渊源，或许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端方相信：“金石虽寿，反托梨枣以传。”为此，在收藏古物的同时，他重视将其刊刻流布，让更多的公众知晓，而非只是藏之石匮、秘不示人。他先后刊刻了《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陶斋藏瓦》《壬寅消夏录》《陶斋所藏石刻》等。

他不仅醉心于私人收藏，也致力于公共收藏。宋代丁顗曾藏书八千卷，故题藏书之所称“八千卷楼”。后虽曾毁于兵燹，但其后人矢志不渝，随毁随建随购，重建八千卷楼之余又增建后八千卷楼与小八千卷楼，收藏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明代《周易》等珍版图书。1907年，丁氏后人经商失败，不得已将八千卷楼藏书低价出售。

时为两江总督的端方，当年出洋考察时就注意到公共图书馆对开发民智、增进文明的作用。获悉丁氏要出售八千卷楼藏书的消息后，鉴于另一藏书大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被日本收购的前车之鉴，他立即派缪荃孙等亲往杭州与丁家洽购。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最后在当年10月以7.3万元将八千卷楼藏书四十万卷（一说六十万卷）全部购回。

这批藏书至少有1.7万多卷为宋元明三朝代刊刻的善本书，其中不少书已是海内孤本。这些书籍，后入藏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成为镇馆之宝。

因其收藏之多、之精，因其整理、刊布藏品之系统，端方有“晚清收藏第一人”之称。对于自己痴迷收藏的原因，端方在致罗振玉函中曾这样总结：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时代，欲求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做到“商旧学而迪新知”，最终实现“通新旧之邮”的目的。

据《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出任鄂苏湘三省巡抚期间，端方创造了中国新政中至少30项第一。其醉心收藏，和其致力新政可谓一脉相承。尽管最终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尽管端方收藏过程中不免有令人诟病之处，但对其搜罗旧物以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西学西政以求得国家富强的初心，我们还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