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是晚清直隶提督兼武卫前军总统，从一品的武职大员。1900年7月9日，他在天津南郊八里台与八国联军作战时“飞弹穿胸”、“肠胃洞流”，当场阵亡。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战死疆场的清军高官不在少数，死亡不是成为名将的必要条件。何况聂士成身居高位却以下级军官的方式死在前线，导致部队溃败、天津失守，八国联军直捣京城。如此看来，他似乎连合格的将领都算不上。

只有把聂士成和同时代武官摆在一起观察，才会发现他身上与众不同之处。聂士成出身旧式军队，却在转战中开拓近代军事视野、热情拥抱技术进步。他创建了晚清最精锐的近代化野战部队，留下了以经济视野观察国防的一手记录，在对外战争中也不乏建树，是传统武官向现代军人转折的代表。甚至可以说，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这样的人物了。

久历戎马成为青年将军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48艘军舰和4000名陆军抵达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爆发。历史课本上，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5个月后，聂士成出生在安徽合肥，算得上是近代史的同龄人。

清代武官的青少年经历，普遍缺乏记载。《清史稿·聂士成传》一上来便是“初从袁甲三军讨捻，补把总”，已经是1862年（同治元年）的事情了。聂士成觐见履历片以“由武童投效庐州军营”开端，指的也是同一件事。

所幸乱世不缺耳语，零散记录还存有一些痕迹。晚清重臣、光绪帝师翁同龢日记提到过聂士成，说他“曾从文勤兄于寿州，保守备，谈寿州事声泪俱下”。当是指1859年（咸丰九年）至1861年期间，翁的兄长、安徽巡视翁同书（谥号文勤）被捻军击败退守寿州，处理地方武装间的冲突不力，被团练首领苗沛霖破城俘虏一事。翁同书获释后，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弹劾，险些被处斩，后流放新疆，病逝西北。

由此可见，聂士成家境尚可，能支持他奔向武举做官的道路。太平天国打到安徽，他投入本省军队，随翁同书经历寿州之难，才有日后向翁同龢垂泣的资历。事后，他转投围攻庐州的钦差大臣袁甲三，获得把总的初级军职。当时勇营、团练蜂起，绿营军职已经变成了类似军衔的称号，把总可以视为少尉。这时聂士成22岁，恰如今天军校毕业生的少尉任官年龄。

命运往往在不经意间改变。袁甲三在1862年因病离皖，聂士成改投合肥同乡刘铭传。他作为其铭字营的一员，在安庆坐上西方人驾驶的轮船，在沿岸太平军无可奈何的注视下开赴上海，这是聂士成与西方科技最初的接触。铭字军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驰援上海是其一生功业的起点。聂士成适逢其时，追随左右，得以见识日后的风云际会。

李鸿章的淮军脱胎于曾国藩的湘军，曾李二人都是“书生拜大将”，但思路做法截然不同。曾国藩推崇“结硬寨，打呆仗”，编制部队、训练官兵不离戚继光《纪效新书》那一套。贵州人朱洪章是湘军有名的战将，参加过攻克天京之役，在他的回忆录《从戎纪略》中，战斗场面往往是“贼队过浮桥将半，我伏兵突出，贼不知从何而至，慌忙逃走，被我军从后抄杀”，提到武器就是“以劈山炮抬枪小枪连环轰去”。全书相当于低配的三国演义，看不到近代军事技术的影子。

李鸿章大不相同，他购买新式枪支火炮以武装部队，延揽外国军官充任教习。历史学家顾颉刚评价：“（淮军）训练是用洋操，其兵器又是洋器，并延有洋员为教习，这却和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的迥然有别。”曾国藩见过淮军操练，也称赞：“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

聂士成正是在这样的军队中历练成长，从练习弓箭、马术、举大石，以考中武进士为目标的武童，转而成为每天与火炮掩护、步枪射击、构筑工事相伴的近代军人。几年间，他随李鸿章转战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等地，与太平军、捻军“先后百余战，所至摧坚陷阵，踔厉无前”。

战争给幸运儿打通了跃升的阶梯。仅仅十年工夫，李鸿章由一介候补道，晋升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李中堂。刘铭传由投军的盐贩子，摇身一变为一等男爵、直隶提督，差一点破天荒由武转文，坐上陕西巡抚宝座。

聂士成附二人骥尾，在1869年以营官的职务获得“提督衔以总兵记名简放”的头衔，相当于拥有候补中将资格加上将待遇的营长。虽然这只是长期战争下浮滥名位与僵化官制碰撞产生的怪胎，但在变局之前的清朝，29岁的青年投军七年能获得这样的名头，是不能想象的。

踏勘边疆一展关怀抱负

1860年代，清政府引进的西方科技助力，平内乱、拒外侮、办洋务，一时颇有万物生发的景象，后人称为“同光中兴”。战乱逐渐平息，湘军、淮军等勇营大举裁撤，聂士成虽然还留在军中，但十余年不见晋升，在营官的位置上平调腾挪。直到1880年代，他才获得两次参战机会。

第一次是中法战争。1884年（光绪十年）8月，法国海军在马尾全歼中国福建水师，接着出兵占领鸡笼港，将战火引向台湾。聂士成的老上级、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向李鸿章千里求援，但是淮军诸将久不作战，对冒着法国海军拦截的风险去跨海增援颇为踌躇。

聂士成主动请战，获得任命。1885年1月，他率领所部800余人从山海关登船，绕过法国海军封锁线，从台湾东部卑南登陆，披荆斩棘赶赴台北。但此时中法两军在台战局已经转入对峙，聂士成只参加了一些小规模的争夺战。同年6月，中法签订《天津条约》，结束了战争。

虽然没有实质战功，但聂士成敢战的表现进入李鸿章视野，转任淮军亲军新左营管带，距离李鸿章更近一层。

第二次是镇压金丹道暴动。1891年11月，活动在内蒙古东南部的地下社团金丹道发起暴动，教首杨悦春率部攻下敖汉旗贝子府，搞起了登基称帝的把戏，派出道徒四处劫掠村落、裹挟民众，草原一时人心惶惶。

聂士成当了几年亲军营官，又在旅顺等地修了几年炮台，刚刚晋升为芦台防军统领，在实际职务上升了一级。年底，他率所部4个营和马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开赴承德、朝阳、赤峰一带镇压。

几个月的战斗中，聂士成攻则身先士卒，守则押阵督战，战后还仔细检查战场、讯问俘虏。杨悦春就是他在攻破乌丹城后，在一群自称被抢来的妇女中甄别查出。以此功绩，聂士成在1892年6月晋升为山西太原镇总兵，算是获得了正式的中将军衔，一跃成为大清帝国正式的高级军官。

这两次参战的记录多是奏折战报，只能看出聂士成不畏惧搭乘轮船远行，知晓如何组织火力应对冲锋。真正能体现他与众不同近代视野的，反而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1893年秋，李鸿章拟派遣人员踏勘东北边疆。这时聂士成已经53岁，却主动请缨承担任务。从当年10月到次年4月，他展开一场跨越2万公里的旅程，走盛京、吉林、黑龙江边界，并进入俄罗斯、朝鲜探访。他带领几位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沿途记录里程和兵要地志，测绘边城要隘地图，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参谋旅行。

聂士成留下了一部日记《东游纪程》，逐日记载所见所闻，也留下了这位晚清武将精神世界的痕迹。他全程高度关注军事，对每处驻军都有评判。

边防重镇瑷珲“木栏为城垣，土濠为屏障，兵不满千，将不称一”，让聂士成感叹“一经有事，将何以御敌也”。吉林防军“操法皆旧式，步队仍用大号，马炮队仍用海螺，自列阵至收队并无枪法、步法，仅放排枪及连环而已”，实不堪战。朝鲜军队“队伍皆古制，虽用火枪，尚不如中国之鸟枪，兵丁所着之衣亦形于蠢笨”，更不值一提。只有黑龙江镇边水师营士兵风貌尚可，得到他一句称赞，“颇有天津水师营风气”。

聂士成

更为难得的是，聂士成对如何发展实业、巩固东北也颇有思考。行至朝鲜，聂士成专门踏勘了温贵海口，提出在此修筑运河通向图们江。此举可以解决黑龙江、吉林没有海口，粮食、木材难以外销的问题，还可以巩固对俄边防。毕竟“边防所用军械子弹，由彼海参崴装运，不惟俄人不允，即我亦必不能使其知我底细”，在温贵设港后由此供应，“兵轮既于此时相往来，则朝鲜之声势亦壮”，可谓一举两得。

只是，还没来得及继续调研，他就被召回国内参加北洋海陆军校阅。三个月后，聂士成又回到朝鲜，只是这次的敌人并不是他处处提防的俄罗斯，而是隔海相望的日本。

甲午血战赢获高层青睐

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人为了反抗政府催征粮税而发起暴动，席卷全罗、庆尚、忠清三道，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慌忙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循例要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兵“助剿”。承担任务的将领，正是当初平定金丹道暴动有功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和聂士成。

当年6月，聂士成率领芦台练军900余人从塘沽登船抵达朝鲜牙山。叶志超率领1000余人随后跟进。聂士成奉命担任前敌，但他不愿贸然对民众开火，试图和平解决问题。7月5日，聂士成得知东学党退出了全州，便轻骑入城查看。见全城房屋多被烧毁，民众无处居住，还下令每户发两元银元略作救济。

此时，聂士成得知日本以1885年平定大院君之乱时有约定为由，派兵在仁川登陆，进驻汉城，控制朝鲜国王李熙。他对自己和叶志超所部孤军远悬颇有顾虑，直接发电报给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着，与战，正堕彼术中。”聂士成要求尽快撤退，转以大军过鸭绿江进驻平壤对抗。

天津，卫津路上的聂士成铜像。

但是，此时李鸿章已经骑虎难下。亲政的光绪帝被一众清流言官包围，后者只看到大清开办洋务、创建海军、雄踞东亚，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监察御史安维峻称日本“外强中干，有取亡之道”，“若不及时将此小丑惩创，则英、俄诸国皆有轻量中国之心”，可谓代表。

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总结：“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光绪帝也是这九百九十九人之一。

光绪下旨斥责李鸿章，要求对日本“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拒绝了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李鸿章一边派出部队乘船增援牙山，一边在鸭绿江畔集结部队准备入朝。

7月25日，日本海军袭击增援牙山的中国船团，甲午战争爆发。次日下午，从仁川出发的日军大岛混成旅团进抵牙山以北，前卫部队与聂士成所部哨探游骑交火。聂士成认为海运既然已经断绝，牙山成为难守的绝地，建议叶志超率部南撤全州，以备局面不利时绕道北撤，自己则在牙山东北的成欢驿据险布防。

聂士成指挥2000余人对抗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原本就没有什么胜算。他的思路有两个层面：战术上，直接撤退容易被日军追击溃散，打一场防御战迟滞消耗日军前卫，才能争取脱离接触的时间；政治上，交火而力战不胜，总比不战而逃的罪名轻。

开战之初稍有成果。7月29日，武备学生于光炘带领20多名士兵伏击日军，将前哨一个小队击溃，混乱中日军仅陷入沼泽死亡的就有30人。但当双方在成欢驿阵地进入攻防时，聂士成所部在兵力、火力上的劣势尽显无遗，经过半天战斗后就主动南撤。战斗消耗让日军不敢贸然追击，聂士成得以汇合叶志超并绕路退向平壤，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

清军从平壤到鸭绿江一败再败，战火烧到了辽东。叶志超承担了战败之责，被夺职下狱。聂士成所部2000余人裹在大军溃退之中，也没有什么成绩。直到1894年11月，聂士成等部退守辽阳东路摩天岭、连山关一带，才在与日军第10旅团的争夺战中崭露头角。

11月24日，聂士成率部冒雨夜袭，夺回连山关，继而与其他清军合攻分水岭，以十余人代价毙伤日军40余人。12月5日，聂士成又率部伏击从进犯赛马集失利退回的日军，夺回分水岭。1895年1月，聂士成围攻雪里站日军据点，以伏兵击退援军一个大队。几次作战颇有声色，甚至流传出击毙日军第22联队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的消息。

对这一阶段的战斗，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评价：“辽阳东路争夺战持续了两个多月，日军不仅受阻于摩天岭，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遭到失败，而且被迫放弃攻势而转为守势。”在这一系列战斗中，“聂士成或攻或守，防御得力，终于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

聂士成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清政府的认可。1894年11月，聂士成接替叶志超遗职，升任直隶提督。1895年2月，李鸿章以日军席卷旅顺、攻入山东，威胁京畿为由，要求朝廷将聂士成调回直隶整顿防务。回防之后，聂士成组织了10个营的部队，取其字号“功亭”中的一字，命名为“功字军”。从戎45年，终于有了以自己军号命名的队伍。

困局中葬身庚子国变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重整京畿驻军。老长官李鸿章虽然倒台了，聂士成却以“沉毅有谋，果敢善战，平日如临大敌，治军极其整严”，得到主持裁军的钦差大臣刘坤一肯定，一躍成为收拾淮军的核心人物。驻防天津、塘沽、山海关一线的淮军，包括聂士成颇为欣赏的天津水师营与功字军合并，组成32个营的武毅军。

1894年踏勘东北后，聂士成在报告中激进地提出“教练之法也，其权应操之于（武备学堂）学生，各统领营官不得少所见而多所怪，从中阻扰”。他执掌武毅军后，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军中，以现代军事训练体制打造出一支模范新军。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编组的新式军队，就号称“仿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章程”。

1898年戊戌政变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奉命为清政府组织一支“中央军”，武毅军划归其中，番号改为“武卫前军”。在荣禄支持下，聂士成进一步更换武器、吸引人才，武卫前军达到1.6万人规模，拥有80门火炮和测绘、电报、架桥、地雷等新式技术支援分队，堪称晚清中国最现代化的野战师团。

数年间，聂士成屡受朝廷嘉奖。然而，政治的旋涡终于将他席卷而去。

1900年起，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守旧派的满洲贵族和满汉官员将其作为与洋务派官员夺权的工具。他们怂恿义和团涌入京津等地，大肆“扶清灭洋”，摧毁教堂、砍断电线、破坏铁路，围困东郊民巷使馆区。聂士成奉命调动武卫前军分别进驻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等地保护铁路和电线，与义和团不时发生冲突。

聂士成热衷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关心时局形势，对号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敌视科技进步的义和团心存反感。武卫前军穿着新式服装，手持现代武器，被义和团民视为“二洋鬼子”。该军各部为保护铁路、火车站，又多次向团民开枪，双方矛盾越积越深。

纵容义和团的军机大臣刚毅就曾上奏，指斥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聂士成夹在中间当然十分痛苦，他哀叹：“身既为直隶提督，直隶有匪不能剿，直隶有敌不能阻，安用此一军为耶。”

动荡之中，列强一边集结天津租界驻军，一边调动海军运输援军前往大沽口登陆，组成八国联军，表示要解救被围困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和侨民。6月1日，清政府下达诏书，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等于向各国宣战。聂士成的任务，从护路转而成为抵抗外侮。

这项任务并不容易，武卫前军虽然训练已久，但投入野战尚属首次，且受到前期任务牵扯已经分散各地。6月18日，聂士成收到清政府命令“调集在天津附近铁道一带地方扼要驻扎，如有外兵闯入畿辅，惟该提督是问”，他随即集中所部1.1万余人抵达天津，与八国联军发生战斗。

6月下旬，聂士成的对手是驻在天津租界的联军部队2000余人。后者在从天津租界挺进至杨村、落垡一带，遭到武卫前军等部阻击、反攻，伤亡达300人，重炮丢失殆尽，被迫退回天津。6月23日起，从大沽口登陆的联军2800余人，与从租界出击的联军千余人，围攻驻守天津东机器局的聂士成部四天之久，聂军阵亡三百余人后阵地失守。

登陆联军打通了通往租界的道路，生力军源源而至，兵力达到2万余人，形势逐渐对守军不利。6月下旬至7月上旬，聂士成率军在紫竹林、海光寺与联军多次血战，租界新闻评论：“华军虽众，皆不足为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激战近20日，武卫前军伤亡惨重，聂士成几次请求增援，都没有得到朝廷回应。1900年7月9日，联军六千余人攻击八里台，聂士成亲临前线督战。枪炮所及，前后更换四匹战马，部下纷纷要求后撤躲避，均为聂士成所拒绝，最终在联军炮击下阵亡。

7月1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对聂士成的督战阵亡，竟然称为：“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这是守旧派对聂士成的报复，文字间虽然充满嘲讽，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聂士成对近代军事技术的追求。

这样恶毒攻击御侮殉国将领的政府，自然没有取胜的希望。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聂士成的功与过，都被逐渐遗忘了。

两年后，署理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上奏，以聂士成“仓促用兵，以身殉难，迹其苦战授命，武臣中实为该故提督一人”，请求抚恤。1902年3月19日，光绪帝下旨追赠聂士成为太子少保，赠谥号“忠节”，将其事迹宣付史馆并立祠祭祀。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统带的新建陆军与聂士成的武毅军，是清政府直辖的两支教导部队，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风云一时的冯国璋（曾任大总统）、王士珍（曾任国务总理、参谋总长）、王怀庆（曾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张广建（曾任甘肃督军）等，都曾先后在聂、袁两部任职。

袁世凯为聂士成争取“平反”，当然有拉拢聂氏旧部的因素，但也符合大乱平息后清政府树立典型的需求。这番因果不禁让人好奇，如果聂士成没有死于庚子事变，日后能否成为清政府制衡袁世凯北洋系的另一股力量？影响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走向，乃至辛亥革命的军事局势？只能付诸遐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