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还没听说过帮信罪，但帮信罪案件这两年在激增——据报，仅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就起诉帮信罪6.4万人，从起诉人数看，此罪已成刑事犯罪的第三大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帮信罪涉案者呈低龄化特征，2017至2021年帮信罪案的被告人里，18岁~28岁的人数达到了55.09%。

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全称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按刑法定义，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帮信罪的涉案者，多从贪图小利开始。如福建泉州的王宣，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仍将本人名下4张银行卡租借给他人使用，用于接收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款项。到2020年8月被查获时，王宣租卡获利3500元，而他出租的银行卡涉及违法转账8000余万元。经泉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帮信罪判处王宣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专家研究发现，帮信罪案在现阶段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犯罪手段比较集中，常见的有，为他人提供银行卡或微信账号等用于收取犯罪所得；二是无业人员多、初犯多，没有犯罪前科的占九成；三是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年龄较小，初中以下居多，其中小学文化及文盲半文盲又占多数，不少还是在校学生或刚毕业的学生。

一个原本不为人知的罪名，为何涉案者激增？主因还是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猖獗。2020年国家开展的“断卡”行动是导致帮信罪案激增的一个重要背景。

2020年10月，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断卡”行动——当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共同发布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对买卖“两卡”行为的源头进行打击。由于在电信诈骗中，处于上游的诈骗分子多盘踞在境外，如东南亚等地，而帮信人员多在境内，其身份通过银行卡可快速查询锁定，成为整个电信诈骗链条中最容易到案的人员，于是，帮信罪案出现“井喷”之势成为了必然。

也就是说，一些贪图小利的学生、老年人、无业人员等，认为租卖“两卡”是“躺着赚钱”，于是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没参与直接犯罪，不会触犯法律。他们并不知道，2019年10月，“两高”发布的对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司法解释，对帮信罪规定就已非常细化——“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即被认定为帮信罪条款中的“情节严重”。

据媒体报道，目前三类帮信罪案件较突出，一是帮助上游诈骗团伙“跑分”洗钱的，二是为诈骗团伙提供收发短信验证码“服务”的，三是为诈骗团伙非法获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体账号、“解封”封禁账号的。这三类案件大都涉及银行卡、电话卡的违法使用。

从媒体公开的案例中可看出，有些属于“明知故犯”：如北京密云的王志林，在全国多地以每张30元价格大量收购办理实名电话卡2000余张，电信诈骗分子则通过从王志林处“接码”，短时间内大量注册社交App账号，这些社交账号大多被诈骗分子用到了“杀猪盘”骗局中。

有些则属于新型犯罪：如湖北襄阳市的一起案件，涉案人王瑞金从3名微信网友处购买了包括借款人姓名、电话号码、贷款金额等相关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8400余条。然后，王瑞金雇人谎称证券公司人员，以交流股市经验等为由，添加客户的微信，将客户拉入股票微信群，每个群拉满一定人数后，将该群出售给上家。王瑞金等人通过为上家提供的微信群拉客户进行盈利，非法获利30余万元。最终王瑞金被法院以帮信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还有代为开发软件的，也可能涉嫌“帮信罪”——2020年，浙江龙港市检察院有一起案件，涉案人李晓倩等人通过社交平台承接了一款App制作业务。制作中，李晓倩等人发现这款App有可能会被用于违法活动，但仍为该客户完成了该App制作，获利1.6万元。后这款App果然被人用于投资诈骗，涉案金额200余万元。案发后，李晓倩等3人被法院以帮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这些网络诈骗者的黑手很早就伸向了在校学生：一些在校学生受老乡和校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出售、出租“两卡”，沦为“工具人”；或在校园里招揽同学收购“两卡”，发展为“卡商”；更有部分在校学生，在实习兼职过程中受骗参与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不知此罪”是多数人触犯帮信罪的重要原因——“把银行卡、电话卡租卖给别人也是犯罪，事先我不知情”——而很多读者也不太清楚这个罪名，说明媒体、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以及金融部门等对帮信罪的宣传还远远不够，急需在民众中加强普法力度，以提高民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说到底，帮信罪重在预防和教育，半年内就刑事起诉6万多人，终究不是治本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