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日报》报道，中国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约有3000万网约车司机、1300万外卖骑手、400万快递员、160多万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随着首批“00后”走出象牙塔，灵活就业也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选择之一。网络主播、电商运营、文案写手、线上艺术陪练等与互联网关联密切的职业，不打卡、不坐班，就业方式灵活，也受到毕业生青睐。

今年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了1076万人。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18.6%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选择了自由职业，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灵活就业人员中，又将增加180多万人的应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题组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2020年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5.46个百分点——可见，整个社会都在改变对灵活就业的观念。官方数据也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疫情后的两年多，当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这些灵活的就业岗位，确实有助于减缓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对民众谋生和度过生活难关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对年轻人尝试有创造性的职业模式，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家庭整理师、剧本杀主持人、电商主播、互联网营销师、操盘手、助播、营销达人、带货达人、密室策划师、汉服造型师、VR指导师、电竞顾问等新职业。

这些新职业的社会需求量很大。但令年轻人担忧的问题也很多，如不签劳动合同，劳动权益如何保障？未缴纳工伤保险，遭遇职业伤害谁来负责？

对于这些权益问题，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4年都提到过，表示要“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等。但时至今日，总体落实情况并不乐观。据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调研显示，仅有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了劳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由于平台企业有一定垄断性，灵活就业人员很难与平台企业或外包公司进行平等协商，争取合法权利就更难。今年1月，人社部会同交通部等，就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有劳动保障权益问题，对美团、饿了么、滴滴、阿里巴巴、腾讯等11家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开展了行政指导，明确了在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的用工方式后，当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平台企业也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倒是对网络主播、视频主播、文案写手、自媒体写手、线上艺术陪练等一些相对有独立性和创作色彩的灵活就业者，他们的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政策如何落实，大多数地方还语焉不详。而这些又是大学生们更愿意从事的新职业。既然灵活就业是国家倡导的一种就业方式，就应从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尽快进行设计，明确对灵活就业者从养老保险、医保到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统筹保障能力，真正保障所有劳动者的权利。这意味着要对现行的社保医保等制度进行改革，把保障对象从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扩大到一切劳动者。人社部应根据职业风险、用工特点、收入状况等将这些灵活就业者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研究相关的社保制度和具体办法。社会保险最重要的就是权利公平，不能因行业是新兴的，就不享有这种应该普惠的、共济的福利。无论这类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缴费方式如何设计，各类标准也应与其他劳动者同等对待，一碗水端平。

除了加强对平台企业和劳动服务企业的监管，国家还要尽快修订劳动法，补上立法上的短板，这才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首要问题。随着就业形式的多元化，相关政策法规也需及时更新，否则出现的一切问题，追根溯源都可能是立法的滞后。既然出现了大量的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法就应对这一部分劳动者权益保障有专项规定，把这部劳动者作为特定的职业种类，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之中。比如从制度层面，放开对灵活就业者参与工伤保险、补充医疗、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限制，细化参保、缴费基数和缴费率，让其可根据财务状况自主选择；简化灵活就业者因流动频繁带来的人户分离、社保缴纳和转移办法；放宽灵活就业者社保的补缴期限，让灵活就业者也做到应保尽保。

有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各地的行政法规才能跟上，形成一个对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保护体系。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使灵活就业者在户籍、住房、子女教育、职业伤害、失业保障等基本权益方面，与传统就业者享有平等的待遇，增强灵活就业者的职业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