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1日以来，上海全市医疗机构在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逐步恢复日常医疗服务。门诊、住院以及互联网医院“应开尽开”，线下和线上的非急诊医疗服务全面开放，急诊服务不间断，患者在不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救治。在此期间，全市急门诊总量达到113.9万人次，日均诊疗量较4月初增加五成。

上海疫情暴发以来，这算一个好消息。

自3月下旬，媒体就爆出上海东方医院一名护士突发哮喘，因无法及时入院就诊而去世；71岁的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也因腹痛难忍，医院又不接诊，无奈跳楼自杀。无论是护士还是小提琴家，应当说，获得医疗资源的机会都要比普通民众多一些，却仍然发生了无妄之灾。可见，普通民众突发急病时，遭遇的都是怎样的处境。

疫情以来，类似的个案已数不胜数。一个个生命就这么无辜地逝去了，但很多地方政府仍未吸取教训。人们禁不住一次次发问，难道新冠以外的各类疾病、重病，都不再算病了吗？防疫的目的，究竟是为了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得到一个清零的数据？

早在疫情之初的2020年2月，国家卫健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服务，不得搞‘一刀切’，不能采取停诊的方式，将日常医疗服务一关了之。”其后，也多次强调不能停诊、医疗服务不能一关了之。今年4月28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又再次强调，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正常医疗服务，全力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要求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确保需要紧急救治或常规接续治疗的患者得到及时医疗服务。

同时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缓冲区，对于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急危重症患者，相关医务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给予患者积极救治；对于血液透析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要实施精细化分类服务，切实保障连续的医疗；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按照最长不超过12周的要求延长处方量，最大限度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国家卫健委还要求对发生疫情的地区，全力做好封控区、管控区的医疗服务保障，需要外出就医的，由社区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要求加强医疗机构科学精准防控，做到“非必要不封控”，不因疫情处置对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对于需要采取封管控措施的医疗机构，要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切实保障急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科室的医疗服务连续性。

中央层面对疫情防控下的医疗保障、基层医疗机构应承担哪些职责，已提出很明确的要求。但我们看到，这些要求一到地方政府落实的时候，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比如深圳市；而大部分地方却被“层层加码”，被“一刀切”和“断其一臂”——看似为了当地安全，看似严格，看似作为，其实是对政策的断章取义，属于懒政、躲责，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了一句空话，无端制造与激化社会矛盾。

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加一点压力，可以理解，但如果无原则地“用力过猛”，则会让原本常态化的政策离了谱，疫情防控极可能陷入令人担忧的恶性循环。比如现在对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要求是“足不出户”或“人不出区”，那么，对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的消防、医务等应急部门工作人员，是否要搞“一刀切”？如果也搞“一刀切”，那么一个城市如果大面积封城，就肯定会导致医院、消防等应急部门工作人员的无法到岗，最终导致医疗或其他应急公共事务瘫痪。再比如，住在这个区域的医生，第二天要做几台事关病人安危的大手术，这个医生是否也需“足不出户”？对这类问题，各地就应根据治病救人的方针，做出务实和应急的判断与选择；而不应搞“全员静止一刀切”，危及其他民众的生命和健康。

说穿了，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动辄搞“一刀切”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搞自我权力保护，为了机械地完成上级部门的量化考核，而不是真正为了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既然量化，当然是“量”越大越好——于是，原来只需隔离几百人的零星疫情，非得隔离数万人才能显出工作力度。上级是担心下级完不成任务，通过加码确保本级完成指标，而下级则通过自行加压拔高指标，向上级请赏邀功。这类好大喜功的超常做法，不仅成了某些地方官员搞疫情防控的路径依赖，也是造成大量社会次生灾害的主因。

内地已有两年多应对疫情的经验，应该说已非常成熟，爆出的社会问题也应越来越少。但实际情形似乎并非如此，基层出现了大量权力滥用的乱象，并已导致民众对社会的未来出现担忧。恐慌加剧了疫情的持久，也预示着，如果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再无法保证民众正常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无从体会到安全感，那么，社会和民众将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