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月里，关于中国崛起如何改变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中国的动机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等话题，发表了两份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

第一本书是《美国对中国：追求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作者是华盛顿贸易政策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他认为，中国太大、太有活力，因而无法被压制，各国不应试图遏制中国，而应把重点放在“有条件的竞争合作”上。

第二本书是《误解中国》，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阿伦·弗里德伯格。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动员本国社会与中国展开旷日持久的对抗”，包括部分脱离接触、加强军事准备以及“积极挑战北京的意识形态”。

这两本书所讨论的正是有关去全球化和脱钩，以及中国是否应该被视为敌人的各种争论和分歧的核心内容。两者基于对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受到“中国冲击”的分析，以及关于这种冲击究竟是什么，阐述的是截然相反的观点。

人们似乎认为，2001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幼稚的决定。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中国的经济模式构成挑战，那么主要教训肯定是要检查竞争模式的缺点。让我们回到那些深刻且不可逆转地重塑全球经济的“中国冲击”上来。

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领导层挑战两极世界秩序的战略决心。两极世界秩序使得“全球南方”资源丰富的穷国服务于少数西方国家，后者拥有世界上大多数富裕的消费者。中国成功地利用其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力量，创造出一个能够抗衡西方消费经济规模和实力的新的大型消费经济，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中国冲击”。

第二次“中国冲击”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说服中国邀请香港数以千计的资本家和制造商将业务转移到珠江三角洲。

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支撑了第三次“冲击”，这次“冲击”成功动员了遍布世界各地的4000多万海外华人到中国内地投资和生产。这不仅使中国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资金和技能，也为多样化供应链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冲击”可以说归功于苹果公司以及该公司的一个决定，即通过台湾富士康公司将苹果手机的低附加值组装线设在中国大陆。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一份案例研究显示，中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供应链的中心，却只获得该行业名义出口价值的7%。这项研究表明，中国手机装配工人被固定在供应链中导致他们无法致富，而这条供应链中所有高附加值部分都牢牢地安置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

从那时起，北京开始提高最低工资，将低附加值组装外包给亚洲其他国家，并在价值链上攀升，目的是获得附加值更高的角色。这造成了第五次“冲击”。

中国的第六个重要“冲击”是认识到进步取决于建设强大的基础设施。这不仅增强了中国自身的竞争力，而且催生了一种认识——这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中，即只有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也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时，中国才能与它们建立牢固的贸易联系。

这些“冲击”都没有显示出邪恶的意图，也不是敌对行动。相反，它们表明，中国有意加入并参与有利可图的全球经济。

（戴维·多德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