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具有鲜明的继承、发扬传统的特色，新一代人受老一代人的雨露恩泽，写出承前启后、超尘拔俗的作品，把诗歌、小说、戏剧创作推向新的高度，从而在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一个个辉煌的阶段。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的光芒不是凭空而来，前面有多名因他的光芒而显得略微黯淡的诗人，可他们本是优秀诗人，普希金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不少能量。这些诗人中，有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津。

杰尔查文（1743-1816）被誉为18世纪俄国最伟大的诗人。1815年皇村学校举行第一次从初级班升高级班的公开考试，杰尔查文作为贵宾应邀出席，普希金就站在他不远处朗诵了用杰尔查文爱国颂歌体写的《皇村回忆》，杰尔查文被感动得流泪，并意识到普希金将是他的接替人。

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诗歌翻译家，别林斯基称他为俄罗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使俄国诗歌获得了心灵”，“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没有普希金”。普希金17岁时就写了长诗《致茹科夫斯基》，感谢这位“天资独厚的歌者”向他伸出手来，“宣告神圣的情谊”，他俩“火热的灵魂在激动中秘密结合”。

本文要写的则是普希金的“楷模”之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1766-1826），“缪斯的知心”，他是对普希金的诗歌语言有重大影响的诗人、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卡拉姆津

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者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后期，一场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这是一场旨在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俄国文学语言原与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关系紧密，卡拉姆津却要扯开它们之间的距离，把不少斯拉夫词汇舍弃掉，引进许多西欧的高卢词汇（大多译自法语），使俄语更接近法语，变成有教养社会使用的一种新语言，更适于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最新的知识。罗蒙诺索夫曾引入一些日耳曼-拉丁句法，卡拉姆津觉得过于滞重，将之改为比较自由的法语句法。他自己的写作也讲究高雅、流畅，避免使用斯拉夫语的长句，而借鉴法国散文作家的轻松语句，受到普希金的赞赏。

当时，大多数作家、诗人都接受卡拉姆津的语言改革，从小受法语教师管教、8岁就能用法语写诗的普希金自然更能接受这一改革。有文化的家庭普遍受此影响，许多文人、学子甚至以讲法文为荣，尽量不说俄语。俄语学家们也指出，卡拉姆津的改革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书面语与口头语之间的距离，加大了文化阶层与民众之间的鸿沟。然而，他在创造俄国文学语言方面功不可没，正如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指出：“无论我们如何对这一改变说长道短，它仍是胜利者，并促成一个经典诗歌时代的来临：卡拉姆津语言后来成了普希金的语言，这就是为卡拉姆津语言所做的终极辩解。”

卡拉姆津生于伏尔加河中游辛比尔斯克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名军官。普希金身上有非洲黑人的血统，卡拉姆津则有鞑靼人的基因。父亲送卡拉姆津到莫斯科一所私立学校就读，老师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德籍教授，卡拉姆津因此获得良好教育。但在其青春期，他也差点不走正道，成为一个贪图享受的贵族青年。引他走上正路的是他的共济会朋友们，他们把感伤主义和世界主义观念传给了他，有助于他阅读、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著作。与文学圈子友人们的接触，使他增进了对文学的兴趣，很早便开始翻译英国诗人汤姆逊、莎士比亚的作品。

1789年，卡拉姆津23岁，年轻的心神往西欧，便跨出国门，到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旅行，见闻甚广，感触良多。他回国后即撰写《一个俄国旅行者书简》，在他自己创办的月刊《莫斯科杂志》上连载。通过一封封书信，将西欧的风土人情展现在俄国读者面前，其中的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观点对读者是一种启示，感伤、甜美、抒情的语言则令人感到清新、可喜。杰尔查文盛赞书简，有诗曰：“唱吧，卡拉姆津！即便在散文里 ／ 也能听见你夜莺一般的声音。”卡拉姆津那场文学语言改革运动也从此开始，他也终于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文学家，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他首先是一个诗人

在穷人苦恼、富人也不安的时代，寄身在文学创作上的他，首先是一个诗人。

起初，他像杰尔查文一样，继承罗蒙诺索夫忠君爱国的传统，写了一些颂歌体诗歌，但后来不再热衷于为王公大臣歌功颂德，转而把审美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第一个表达内心生活的俄国诗人。

卡拉姆津深深感受到人们生活在痛苦世界里，每个人都满怀忧伤。可作为诗人，他又怎能替人解愁忘忧呢？看来，只好愿上帝赐给美酒，让弟兄们把酒杯斟满，大家一起喝出个“欢乐时刻”，让每个人的心情开朗、安详，“一如杯中的玉液琼浆，映照着溶溶的银色月光”——在《欢乐时刻》这首诗里，作者只能这样表达在悲惨世界里的伤感和无奈。

卡拉姆津常有感而发，鼓励人们摆脱焦虑、忧伤，在风暴和惊涛骇浪之中，在航程的千难万险之中，要看到远处平静的港湾。尽管将要靠泊的码头渺小无名，地图上没有它的踪影，但是，那岸，那帮你脱离险境的岸，那个失散的亲友们正在那里等着与你团聚的海岸，会使你感到欢欣鼓舞——在《岸》这首诗里，作者表达了更多豁达、乐观的情感。

除了诗歌，卡拉姆津也关注散文体虚构作品，自己也写小说，最成功的是其首部作品《可怜的丽莎》（1792）。这是感伤主义时代的一个感人故事，叙述农家姑娘丽莎与其年迈多病的母亲如何相依为命，靠卖花维持生活。有一天，丽莎遇到一个“帅哥”，高价买下她的花，还要她每天把花都卖给他，第二天她准备了最美的花，可那帅哥没有来，她深感失望，把花扔进了莫斯科河。后来，又有一个帅哥——青年贵族艾拉斯特看上丽莎，要她把每天的编织活儿都卖给他，丽莎也喜欢他，两人频频幽会，立下海盟山誓。但艾拉斯特不是个真诚之人，新鲜劲儿过去后，就要和丽莎“再见”。他说要上前线，也确实去了，却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有一天，丽莎进城为母亲买药，与乘坐马车的艾拉斯特邂逅。当时他已入赘到一个年过半百的富孀家里，他似乎感到歉疚，塞给丽莎一百卢布，要她忘掉他，尽管还说“我从前爱你，现在还爱你”。丽莎在羞辱和绝望中投池塘自尽，那池塘边曾是她和艾拉斯特经常约会的地方，她母亲也悲痛而死。艾拉斯特得知丽莎死讯后无法宽慰自己，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死亡的罪人。

这个故事会让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玛丝洛娃的命运不就是丽莎的命运？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不就是艾拉斯特的行为？托尔斯泰年轻时的文学启蒙老师，除了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普希金外，还有一个就是卡拉姆津，家里收藏了他的很多书。在托尔斯泰自己所列的对他影响很大的书单中，虽无卡拉姆津的书，却有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此书正是卡拉姆津撰写《一个俄国旅行者书简》时的样版。

1827年，画家吉普林斯基为《可怜的丽莎》画了一幅插图 ——丽莎的肖像画，她年轻、清纯，手携一朵小花，目光忧伤而又有向往。此幅插图后来成了名画，现收藏于彼得格勒俄罗斯博物馆。2007年，为纪念吉普林斯基诞生225周年，俄国邮政发行两枚邮票，其中一枚就是这幅名画。1978年，苏联女导演加拉尼娜改编这部小说，拍成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同名电影。

从革新力量到保守主义之父

在将近40岁的时候，卡拉姆津暂别诗歌和小说，安静地待在书房里，书桌上摊开的是俄国档案文献。如果说他先前注重情感、美德，因此而感伤或欢乐，现在则想着国家、历史，因此而感到庄重、激动。始自1804年，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奥斯塔夫耶沃庄园隐居12年，撰写《俄国国家史》。奥斯塔夫耶沃庄园后来成了俄国几代文化名人的活动中心，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智慧的痛苦》作者）都曾来过，正是普希金将奥斯塔夫耶沃誉为“俄罗斯的帕尔纳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神据传居住在帕尔纳斯山上）。

乌里扬诺夫斯克，卡拉姆津的纪念碑。

《俄国国家史》是一部巨著，共12卷，前8卷于1818年面世，后几卷随后几年出版，但第12卷未能完成，在卡拉姆津去世后才问世。关于这部著作，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写道：“它一面世便获得巨大成功，其销量创了纪录……那一代人均迷恋这部著作，视其为俄国散文的最伟大成就。”但米尔斯基也指出，从这部著作看来，卡拉姆津的历史视野是狭窄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投向俄国最高统治者们的政治活动，他已从“近乎革命性的革新力量”转变为“俄罗斯帝国官方理想的象征和最完美化身”。

卡拉姆津通过《俄国国家史》所下的结论确实十分保守：国家要高效、强大，就必须是“君主制的，是独裁的”，保守派因这部著作宽恕了青年卡拉姆津的自由、激进。但他投在最高统治者身上的注意力也包括积极因素：从道德的角度评判他们的行为，谴责他们的自私和暴政。他赞扬伊凡三世和彼得大帝的功绩，对伊凡四世（“雷帝”）则十分厌恶。

《俄国国家史》记述了16、17世纪俄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引人入胜。 比如，他写伊凡四世如何模仿古罗马皇帝成了俄国第一个沙皇，如何疯狂向外扩张，如何为削藩而绞死或流放重臣，又如何杀死自己的儿子（列宾绘有名画《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伊凡》）。卡拉姆津在书中还详述了鲍里斯·戈杜诺夫的故事：17世纪初，摄政王戈杜诺夫谋害年幼的王位继承者德米特里，篡夺了皇位。与王子同龄的修道士格利戈里冒名顶替德米特里，借波兰军队起事，人们以为德米特里真还活着，纷纷归附。戈杜诺夫每夜都梦见被害的王子，自知罪孽深重，在精神极度恐惧中死去。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知悉卡拉姆津在写俄国史后，邀请他到特维尔沙皇行宫作客，赐予他2000卢布年金，卡拉姆津则给沙皇朗读了前8卷的主要内容。1816年，卡拉姆津迁回圣彼得堡，与亚历山大一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在皇村再读《俄国国家史》。他自己在皇村也有住房，他称之为“中国村”，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曾前去拜访。

应该特别提及的是，1811年，在撰写国家史之际，卡拉姆津受亚历山大一世之妹、奥登堡女公爵的委托，写了《论古代和近代俄国》一文，由女公爵呈予亚历山大一世。此文之矛头显然指向当时的国务活动家、亚历山大的亲信斯佩兰斯基（1772-1839），他热心于国家改革，正在制定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卡拉姆津在文中劝导沙皇不要盲目进行改革，因为“过于热衷国家改革会动摇帝国基础”，“君主首要责任是维护国家内外之完整，国民之幸福则是第二位的”。为此，他建议沙皇首先要重视选拔人才，选好各级官员，并学会与人交往的艺术。

此文至今仍具重要性，2012年莫斯科出版的《开明保守主义：俄国思想家论俄国文明发展之路》一书就收有卡拉姆津的这篇写于200年前的文章。2001年俄国召开的“保守主义：历史与前景”研讨会，则专门纪念了卡拉姆津诞生235周年 。如今在俄国，卡拉姆津被视为“保守主义之父”，斯佩兰斯基则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有学者指出，俄国如今盛行保守主义，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2009年通过的党纲就明确规定“党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这显然也就是他们重视卡拉姆津的原因。

这个“保守主义之父”自然不会支持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责备他们“轻率”。起义前数日亚历山大一世病逝，已有损卡拉姆津的健康，起义那天（12月14日），他在家得了感冒，后即转为重病，第二年就去世了。

从青年“革新力量”到感伤主义诗人，从同情被侮辱者的小说家到拥戴沙皇的保守主义之父，卡拉姆津一生的经历反映了俄国历史的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社会里，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在彷徨、演化，“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真理之路漫长而曲折，但总有人在求索，尽管到头来离真理仍然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