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一场极为特殊的游行在日本国会前举行。这场游行的参加者仅有70余人，却引起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主流媒体积极追踪报道，其口号是“追求政治上的男女平等”。

这场游行的组织者、上智大学法学部教授三浦麻里说：“1946年日本众议院首次诞生了39名女性议员，71年过去了，现在却仍然只有44名。我们要求增加女性议员，实现国会里的男女平等！”作为筹委会成员的日本女子大学学生是恒香琳则站在队伍前列高呼：“我们不要只有大叔的议会！”

这场游行的诉求并不是凭空而来——日本女性在政治上参与度极低。据各国议会联盟（IPU）最新统计，日本女性议员只占13.1%，位于190余个国家第142位。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11位，与上一年的第101位相比大幅下降。日本不仅在七国集团（G7）中垫底，甚至低于埃塞俄比亚和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

早在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提出了所谓的“三支箭”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安倍积极推动女性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他当时说，人才方面日本最没有充分利用的就是女性。执政五年来，他在政策引导和法律修正上做出了不少动作，经济学家将这些政策措施统称为安倍“女性经济学”。

对于出生率连年下降的日本来说，女性就业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男女平等，更是关系到养老金制度能否维系以及劳动力是否足够的生死问题。不过，从现状来看，安倍的“女性经济学”表现得差强人意，传统的企业文化仍然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家庭主妇阶层的瓦解

“女性经济学”一词在日本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高盛证券的副董事长松井凯西在一篇报告里提出，如果不挖掘女性的潜在能力，在少子高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将走入死胡同。不过，女性进入社会这一说法更多被认为是为了争取男女同权，而逐步被日本社会所接受。

时过境迁，现在不得不佩服松井的先见之明——如今日本老龄化和少子化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整个国家老龄人口比重占到25%，每年新生婴儿也跌破100万人。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最新测算，半个世纪后，日本人口大约降至8800万人，老龄人口将占到近四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以说是日本少子化最真实的写照了。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劳动人口的缩减——日本大学毕业生工作与人数比已经达到1.43，为近26年来最高；运输和建筑等行业也出现严重的慢性劳动力紧张。和欧美国家相比，单一民族的日本在吸收外国劳动力上面临着难以跨越的文化障碍。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女性解下围裙、走向职场。

近年来，日本经济虽然得到一定复苏，但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增长仍十分缓慢。安倍一直通过向经济界施压，要求企业提高人均工资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不少大企业高调呼应，连续三年在“春斗”（工会每年春季组织为争取提高工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后提高员工待遇。但安倍的“三支箭”直接导致了日元贬值、进口产品物价上涨，普通百姓反而感到生活愈加艰辛。出于家庭收入方面的原因，日本女性也逐渐告别相夫教子的生活。

“孩子入托都难，日本去死吧！”

对已婚女性来说，出去工作要越过的第一道坎是托儿问题。日本年轻夫妇一般会将孩子送去附近的保育园（即托儿所），而不是依赖双方父母。在东京、横滨和大阪等全国性大城市，相对于儿童数量，保育园的招生名额严重不足——这造成了所谓的“待机儿童”问题：很多孩子只能暂时由妈妈照顾，以等待名额空缺。

“待机儿童”问题成为许多年轻妈妈进入社会工作的绊脚石。2016年2月，这个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网络辩论。一篇名为《保育园都进不了，日本去死吧》的博文如同一颗炸弹，迅速引爆整个日本社会。一个匿名妈妈在这篇文章中控诉自己因为孩子无法进入托儿所而不得不离职的尴尬处境。整篇文章辛辣地讽刺安倍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实现帮助妇女就业的“一亿人总活跃社会”，“孩子入托都难，我还怎么活跃？！日本去死吧！”

起初只是部分媒体报道了这篇言辞激烈的博文，安倍则在国会答辩中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无法确认网络上的文章是否属实——这番话却激怒了因“入托难”而一筹莫展的更多妈妈们。近3万名年轻妈妈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将签名送到厚生劳动省，以抗议政府的不作为。

此前，日本政府曾提出2017年度末全面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包括降低开设保育园的门槛，提高老师待遇。然而，不少地方在确保建设土地上碰上了钉子——一些居民甚至认为保育园是“噪音”，从而反对建设。这种令常人难以置信的理由，也让政府的目标成为水中月。

除了“待机儿童”，女性选择工作时也面临着制度性的障碍。为了缓解劳动力紧张，安倍政权一直鼓励企业提高薪水以鼓励女性工作。但现实中，很多女性却在提高时薪之后缩短了工作时间。这种奇怪现象之根源，是日本主妇面临的“103万之墙”。

以零售业为主，日本共有1000多万的兼职者，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女性。根据日本法律，这类女性基本上享受“配偶者控除”制度：即当妻子年收入低于 103 万日元时，丈夫的收入可以减去 38 万日元再进行征税。而一旦妻子年薪超过 103 万日元，除了这笔收入中超额部分本身被征收5%的所得税之外，丈夫享受的征税福利也会被取消——这意味着女性年收入一旦超过 103 万元，其家庭整体收入反而有可能降低。

据调查，近六成的兼职女性年收入在100万日元以下。“103万之墙”让很多女性有意控制工作时间。自民党的税制调查委员会和财务省在2016年下半年对这种倒挂现象进行了研究。今年1月，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拥有育儿和照顾老人经验的女性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他将坚定地破除“103万之墙”。今年2月，日本正式通过内阁决议，该门槛将从2018年起被提高至150万日元。

日本女性尚难撑起“半边天”

环顾其他欧美和亚洲国家，女性在日本社会的参与度以及影响力仍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为了维持生活，许多年轻女性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社会劳动参与率达到了60%。但这个数字是有相当水分的——这些人中超过一半以上从事的是超市前台收银等兼职工作，不仅享受不到正规员工拥有的福利待遇，更不用谈在企业的决策制定上扮演领导角色。

帝国数据银行发布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只占6.6%，超过一半的企业甚至没有一名女性担任管理职位——这个数字距离日本政府雄心勃勃的目标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安倍曾宣称，2020年之前实现女性管理人员占比达到30%，但后来不得不将这个目标调整为15%。

即使是一般职员，女性在企业中还可能受到性骚扰或“孕妇骚扰”（指孕妇在职场遇到歧视）等不公平待遇。在某家大型IT企业担任经理助理的岩崎女士曾向记者抱怨过，怀孕期间曾有中年男性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抚摸着她的肚子说：“宝宝你好，我是爸爸。”这令她羞愧不已。

轰动整个日本的广告业巨头电通公司女员工自杀事件中，年近24岁的受害人高桥经常被上司狠批不修边幅、没有女性魅力，再加上通宵达旦的加班，这位东京大学毕业的精英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已经意识到弊端，传统的日本企业仍然奉行年功序列、以加班为美德。在家庭中背负家务、育儿重任的女性要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突破绝非易事。索尼生命保险最近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日本女性认为，性别是其在工作上遭遇的重大障碍，40%的女性则表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想做家庭主妇，只有20%的人表示愿在公司担任经理职位。

长期来看，女性想在日本社会中撑起半边天，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安倍“女性经济学”需要克服的，更多是日本在性别和家庭文化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