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金民锡走进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校园，他曾于2010年在此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金民锡访问清华大学三周前，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他曾于2000年在此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学习。

两位领导人先后返回位于北京的母校，间隔不到三周。然而，有相似经历的并非仅此二人。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曾于1983年至198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能说一口流利中文。越南总理黎明兴曾于1996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完成了市场经济与金融分析培训课程。

越来越多亚洲领导人选择赴华学习，其中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高校的全球排名大幅提升。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公布的2026-2027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位列全球第六，另有10所中国大陆高校跻身前100名。

第二，中国教育投资规模稳定增长。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保持在4%以上，这一基准线已被写入国家政策，并受到持续监督。这是数十年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向教育系统的回流。2021年至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约为5390亿美元。中国已建成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国内外学生的求学渠道进一步被拓宽。中国政府提供各类奖学金，涵盖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医疗保险。在2024至2025学年，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万名国际学生在华就读，其中亚洲学生约占61%。

这样的教育究竟带来了什么？其一，是对中国的语言和社会环境的熟悉。托卡耶夫的中文水平在公开活动中得到了展现；通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课程涵盖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中国的国家政策；金民锡通过研习中国法律，对中国的监管体系有了深入了解。

虽然这些经历无法改变各国的核心外交政策，但在中国求学的经历确实对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曾在中国求学的领导人更了解哪些机构会作出哪些决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各类具体问题。通伦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经历“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他从北京学到中国发展模式背后的逻辑，并将其应用于老挝。

倘若交流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周边国家赴华求学的高级官员比例将不断上升。这些官员虽然立足于本国利益行事，但他们会更理解中国的内在政策动因。这一积累是否会带来政策层面的转变，值得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