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祁东“店主帮扶老人反遭索赔”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进店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索赔10万元，经调解，店主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

报道显示，对几个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店主对老人采取了施救措施，有关部门在调解中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调解达成的协议，店主人道主义补偿老人家属1.9万元，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店主家属将相关视频和打款截图在网上曝光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店主一边。网民质疑这个结果是“好人吃亏”——如果总是好人吃亏，以后谁还愿意伸出援手？

所幸，事情有了变化。8月26日，老人家属已将1.9万元退还店主，当晚双方重新签署《见证书》，老人家属也表示，认识到接受这笔补偿“不妥”——钱已退回，但错误的信号未必能收回。

此事件暴露出基层治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矛盾：法治追求的是确认边界、谁对谁错，而调解追求的是如何让双方接受、尽快结束纠纷。在这个是非清楚的案件中，如果调解仍把双方“各让一步”视为原则，就会模糊了法律已划定的边界。

《民法典》对此类问题已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法”，法律已从制度上免除了救助者的风险。当一个人对他人的危险选择施救时，社会不能要求他承担救助带来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如果法律要求救助者承担风险，那么最终结果肯定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施救。法律须考虑行为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善行的成本。

此事件令人不安之处是，为何一个人被确认无责，还需支付一笔“人道主义补偿款”？民众看到的调解结果是：虽然救助者无责，但经过调解，仍然付了钱，而索赔者拿到了钱。于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社会印象形成了：救助者没有责任，也需要拿钱。这种印象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防御机制：离麻烦远一点。老人摔倒，不能碰；陌生人晕厥，不敢管；发生交通事故，不敢施救；甚至连老人进店休息，都可能存在风险。此事之所以激起强烈的社会情绪，人们表面上是替店主鸣不平，其实也是在替自己未来的选择寻找确定性。民众想知道的是，当我做好事时，社会到底会不会站在我这一边？

因此，调解不能模糊是非，不能改写责任的边界、靠牺牲一方的正当权利来制造表面的和谐。否则，就会形成一种“按闹分配”的社会惯性。谁制造纠纷，谁就有谈判的筹码；谁不愿纠缠，谁就需承担结束纠纷的成本；谁越讲道理，反而越容易被劝让步。

但是，当下基层组织和调解员所面对的考核指标，往往是矛盾是否化解，而不是结果是否公正。一个纠纷如久拖不决，会被视为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一个纠纷如能快速摆平，哪怕是花钱消灾，也会被视为一次成功的调解。

这种考核方式，鼓励调解员劝说有理一方“意思意思”，因为这比劝说纠纷发起方要容易。也就是说，调解制的初衷是为诉讼分流压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常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把原本应该由法律解决的纷争问题，转化成了谁闹谁有理的博弈题。经营者或上班族，承担不了长期纠纷的成本，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

调解的原则是“定分止争”。这四字的顺序不能颠倒，先定分，再止争。定分，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厘清权利与责任；止争，需在定分的基础上，再平息冲突，修复关系。如果跳过定分，只追求止争，调解就易从解决矛盾滑向掩盖矛盾，从维护正义走向维持平静。平静不代表公正，它只是时间成本更高的一方被迫沉默而已。

所以调解成功率，不能成为衡量调解机制的唯一标准。如果基层组织过分看重纠纷化解率，调解者就会有尽快结案的冲动，把主要劝说压力施加给更理性和克制的一方。久而久之，会对整个社会形成“按闹分配”的逆向激励，谁闹谁有利，善良者只能让步。效率不能成为正义的替代品，真正有效的调解，是让当事人离开调解室时，仍然相信法律和规则的公正。

祁东事件最初的调解结果，极易影响到民众对救助风险的判断。一个调解协议，会成为无数人是否伸出援手的心理依据。人不是突然变得冷漠的，很多冷漠，其实是风险计算后的结果。当做出善行的法律后果不确定时，人就会退缩。网民反应激烈，是希望制度不要通过奖励不合理的诉求，来惩罚善良者的救助。

老人离世是悲剧，家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但成熟的社会治理，不能为了抚慰一个不幸者，再制造另一个无辜的受损者。更不应让伸出援手的人，承担救助的风险和息事宁人的费用。法律对善行的保护，不能只体现在少数进入法院的判决中，还必须进入每一次的基层调解中。社会需要息争，但不能以无责者买单为代价。

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要看它是否建立了让善行不必付出代价的制度。不让好人吃亏，理应作为基层治理不可退让的法治底线。因为每一次对善行的保护，保护的都不只是眼下伸出援手的人，也在保护下一个可能倒下的老人。只有当人们确信，善行不会成为一种冒险，陌生人之间的救助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