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你童年时候的某个脆弱时刻，然后想象一下，在你情绪激荡不能自已之际，却有摄像头一直对着你的脸拍。甚至，父母会让你再哭一次，因为刚才他们没录上。这就是许多“小网红”的真实生活：他们最私密的瞬间被上传到互联网，任由亿万陌生人观看、剪辑、保存。

在新书《点赞、关注、订阅：网红儿童与线上童年的代价》中，作者福特萨·拉蒂菲从批判与共情的视角出发，观察这些暴露在摄像头前和藏在摄像头后的面孔。拉蒂菲是一名驻洛杉矶记者，长期撰写有关网红的报道。

该书追溯了家庭网红的演变历程：从世纪之初的第一代“妈妈博主”那种原始的自白叙述模式，到今天策划精良的“经纪人妈妈”模式：孩子往往是视频、照片和直播的焦点。对有些家庭视频创作者而言，当一条内容是以孩子生病、受伤或情绪崩溃为主题时，流量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意味着什么。”拉蒂菲写道。

通过对父母、当红以及曾经的儿童网红、心理学家的访谈，拉蒂菲揭示了将家庭拉入这个行业，又让他们难以退出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一切都可以成为素材，很快就没有什么是禁区了：孩子呕吐、哭泣，都可以发上网。”她这样描述一位化名“萨姆”的妈妈网红，其YouTube频道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

金钱诱惑很难拒绝。一位转型为社交媒体营销经理的前妈妈博主告诉拉蒂菲，拥有1000万订阅者的YouTube创作者，每年可通过广告和赞助内容赚取500万至800万美元；即便只有约50万订阅者，每月仅靠广告收入就能拿到大约6000美元。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网红产业中更新，也更阴暗的一面：有些孩子在拍摄过程中遭受父母的身体虐待，而一旦视频发布，他们便可能接到陌生人别有用心的评论，或成为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素材。

拉蒂菲在采访这些家长时提出了这些风险。许多人承认危险存在，也说自己会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删除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但内容一旦发布，上传者基本上已无法控制其传播与用途。另一些父母则不以为意。对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网红来说，这意味着在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隐私之间的计算权衡——毕竟有个妈妈发了一条视频就有15万美元入账。

虽然公众愤怒的矛头主要指向父母，但支撑平台与算法的跨国企业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科技行业记者泰勒·洛伦茨对拉蒂菲表示，如果不是受激励机制驱动，父母不会把孩子的生活发上网。网红妈妈萨姆则说，算法没有道德感，什么流量好它就鼓励什么。

“网红儿童不应该区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因为他们本就不该有‘工作’，”拉蒂菲写道，“但他们确实有，而且工作日程可能极其繁重。”

拉蒂菲认为，保护儿童的责任最终应该由父母承担。她认为，科技公司的“底线是金钱，不是道德……如果我们等公司采取行动，那会等很久”。品牌方也一样，它们为单单一条“照片墙”帖文的报价就可高达六位数。在书的结尾，拉蒂菲提醒人们，不要将所有通过记录孩子生活变现的父母一概视为反派。有些孩子真心喜欢被拍；也有孩子在父母追逐流量的过程中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