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税看似经济议题，实则重要公共卫生议题。”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李天庆表示，吸烟是多种疾病首要可预防危险因素，我国每年因吸烟死亡超过100万，而提高烟草税是国际公认最有效控烟措施之一。

近日，由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中日友好医院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发起了一场聚焦“烟草税与健康”的媒体沟通会。会议汇聚医学、公共卫生、财税、国际组织等领域专家，共同探讨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烟草税改推动控烟事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控烟是慢病防控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吸烟不是单纯的个人生活习惯，而是突出的个人健康危害、人群健康危害和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院士王辰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吸烟人数众多的国家，控烟是最重要、最明确、最可行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我国15岁以上人群仍有约四分之一吸烟，保守估计每年因吸烟造成的死亡约100万人，控烟对慢病防控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

王辰强调，中国控烟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系统推进。一是加强医学教育，使医务人员真正认识到吸烟危害健康是不争的医学事实，并带头不吸烟、主动劝诫吸烟者；二是加强公众教育，用更加生动、准确、有效的传播方式破除“吸烟无害”等错误观念；三是强化社会管理，包括无烟环境建设、控烟法规执行、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加强包装警示、限制烟草广告和提高烟草税等；四是建立专业戒烟保障体系，让医务人员“见吸烟者就劝诫”，并为有需要的吸烟者提供心理、行为和药物等综合戒烟支持。

谈及医学如何更加重视预防时，王辰进一步指出，现代医学正在从主要应对疾病，转向增强健康、维护健康和恢复健康。控制吸烟贯穿于健康促进、预防、控制、治疗和康复多个环节，应深度融入基本医疗和基层健康管理。所有医生都应主动询问患者吸烟情况，表达健康关切，提供有效劝诫，并帮助吸烟者戒烟。控烟是最符合“预防为主”方针、最紧要也最可行的健康措施之一，必须增强紧迫感，形成医学界、管理部门、媒体和社会共同推动的控烟合力。

烟草税关乎健康，是重要控烟政策工具

吸烟是多种疾病首要可预防危险因素，我国每年因吸烟死亡超过100万。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李天庆据此表示，烟草税看似经济议题，实则重要公共卫生议题。他指出，提高烟草税是国际公认最有效控烟措施之一，能减少烟草消费，促进戒烟。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烟草价格每提高10%，高收入国家烟草消费量约下降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约下降5%，对青少年、低收入人群和轻度吸烟者影响更明显。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主任普拉巴特·杰哈（Prabhat Jha）也有类似观点，他强调提高烟草税是促进全球戒烟的重要举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批准实施10年后，全球吸烟人数减少约2400万人，戒烟人数增加约200万人。据估算，若所有国家同时将烟草税提高10个百分点及以上，全球吸烟者将减少4400万人，戒烟者将增加500万人。对于中国而言，应进一步优化卷烟消费税结构，这不仅非常有效，且能够为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大的健康获益。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已由2010年的28.1%下降至2024年的23.2%，但距离“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20%以下目标仍有差距。其中，男性吸烟率仍超过40%，农村地区、部分职业人群和低健康素养人群的吸烟问题仍然突出。

杰哈建议，可以借鉴法国等国家经验，通过提高烟草税和综合控烟政策推动吸烟量快速下降。法国通过持续提高烟草价格，使成人日均卷烟消费量在约15年内从6支降至3支。对中国而言，控烟成效不仅要看吸烟率下降，也要看戒烟者比例是否增加。让更多“正在吸烟的人”转变为“已经戒烟的人”，是进入控烟加速阶段的重要标志。

谈及戒烟，杰哈以多项研究数据强调，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而在40岁之前戒烟几乎可以避免持续吸烟造成的全部健康危害。长期吸烟者平均预期寿命至少缩短10年。成年人在任何年龄戒烟，尤其是在40岁之前戒烟，包括癌症在内的超额死亡风险会显著且迅速降低，戒烟带来的长期健康获益很大一部分通常在戒烟后3年内即可观察到明显效果。

在他看来，宣传教育、无烟环境、限制营销和戒烟支持都很重要，但烟草税具有直接、快速、低成本的政策效果。提高烟草税不仅能够减少青少年开始吸烟，也能推动现有吸烟者戒烟。合理设计的烟草税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有利，因为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敏感，戒烟带来的健康收益也更大。因此，烟草税不仅是财政政策，更是一项重要的健康政策和公平政策。

线下+线上，提供更规范可及的戒烟支持

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肖丹围绕我国烟草流行趋势、吸烟危害、烟草依赖、戒烟服务、烟草税价及戒烟药物安全性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她指出，当前我国烟草流行呈现三个特点：传统卷烟吸烟率缓慢下降、吸烟人群基数仍然庞大、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带来新的挑战。

肖丹强调，吸烟危害不能仅理解为“伤肺”。除肺癌、慢阻肺病外，吸烟还会损伤血管，增加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血管疾病风险；影响代谢健康，增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险；影响慢阻肺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治疗效果和预后；增加麻醉、术后并发症风险并影响伤口愈合。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危害也常被低估，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吸烟还会增加医疗费用、减少劳动生产力，并使家庭支出从营养、教育和健康转向烟草消费。

在她看来，烟草既不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产品，也不具有健康促进作用。通过规范的戒烟咨询、行为干预和必要的戒烟药物治疗，很多吸烟者都能够成功戒烟，真正摆脱对烟草的依赖。

在我国，吸烟者可通过戒烟门诊、戒烟热线和数字化戒烟干预获得帮助。肖丹介绍称，戒烟门诊可对吸烟情况、烟草依赖程度、既往戒烟经历和戒烟意愿进行评估，并根据《中国临床戒烟指南》制定个体化戒烟方案，提供心理行为支持、药物治疗和定期随访。其中，数字化戒烟工具“在线戒烟”可同时支持5万人使用，吸烟者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在线戒烟”公众号即可使用相关服务，后者会在6个半月内发送162条戒烟提醒和指导信息。阶段性效果显示，平均每5名参与者中约有1人成功戒烟。

肖丹强调，应将“吸烟者健康维护”理念贯穿戒烟服务全过程，即使吸烟者暂时没有戒烟意愿，也应关注自身健康和未来患病风险，通过健康风险评估、肺功能筛查、慢病筛查和健康管理等方式，提高其戒烟动机。既往全国多中心研究显示，向没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告知肺癌易感基因检测结果后，可使其戒烟意愿提升42.7%。未来应把戒烟服务前移到门诊、住院、体检、基层慢病管理和家庭医生服务中，建立“筛查-简短干预-转诊-随访”闭环，让更多吸烟者获得规范、连续、可及的戒烟支持。

税收与非税政策协同发力，多管齐下建控烟体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郑榕强调，从当前宏观政策环境看，“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衔接阶段，已具备进一步研究和推进烟草税改革的基础条件。在“投资于人”战略导向下，烟草税不应仅被视为财政工具，而应成为兼具健康治理和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制度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上升和医保基金压力加大，烟草税改革有助于通过降低吸烟率减少可预防疾病和未来医疗支出。关键是以渐进、可预期的方式推进，建立稳定的税率调整机制、健康用途反馈机制和公共卫生投入制度。

郑榕指出，我国烟草税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模式，而应结合卷烟市场结构、消费特征和烟草专卖体制统筹设计。当前中低价烟占比较高、价格分层明显，若税制设计不合理，企业可能通过压缩利润、调整规格或推出低价产品对冲税负，削弱控烟效果。因此，改革应重点提高从量税比重、设置最低税负和最低价格底线，压缩低价烟空间，并简化税制结构，减少企业通过产品分档和结构调整规避税负的可能。

“控烟目标与财政稳定并非零和关系。”郑榕强调，我国烟草消费基数较大，若采取渐进式、可预期的加税路径，短中期内财政影响总体可控。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烟草行业的显性财政收入，还要看到吸烟带来的医疗支出、医保压力和劳动力损失等隐性财政成本。

数据显示，中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总成本从2012年的1.40万亿元人民币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43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9%；相比之下，烟草行业带来的财政效益（包括税收和利润）则明显较低，2020年仅为1.52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差距表明，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大约是财政收益的1.6倍，从而打破了‘烟草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传统说法。”郑榕表示，提高烟草税，本质上是以短期可控的税收调整，换取长期健康收益和财政减负。未来可在中央统一征收基础上，推动税负有效传导至零售价格，并探索将部分新增收入用于医保、公共卫生、戒烟服务和慢病防控。

河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霍志远进一步指出，从我国财政体制、烟草专卖制度和控烟目标看，烟草消费税更适合作为中央税，不宜地方化或过度分享化。烟草消费税收入归属中央更符合我国烟草专卖和统一市场特点，也有利于税负传导至零售价格；同时，可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控烟、戒烟服务和慢病防控。

他指出，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和优化税制结构背景下，提高烟草消费税不应被视为整体加税，而应作为结构性税负调整和健康治理工具推进。当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上升，已形成一定改革窗口。改革应采取渐进式、可预期路径，建立与收入和通胀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使烟草价格涨幅长期高于收入增长，持续降低烟草可负担性。同时，应加强政策沟通，突出其减少疾病负担、控制青少年吸烟和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意义，增强社会认同和政策可持续性。

“控烟需坚持税收与非税政策协同发力，构建综合控烟体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指出，烟草使用既是成瘾性物质所致的健康问题，也是受价格、市场、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其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措施难以实现最佳效果。仅靠危害宣教，“吸烟有害健康”虽已深入人心，但这样的认知却难以直接改变成瘾行为；仅靠戒烟服务这类末端干预，无法从源头减少“第一支烟”的问题；需将烟草税价政策与无烟环境建设、烟草广告促销赞助禁令、烟盒图片健康警示、新型烟草管控、戒烟服务普及、慢病防控等非税政策结合，形成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全球实践证实，提税与非法烟草贸易无必然因果关系，其核心取决于监管执法、边境管控能力。无需因担心非法贸易问题而停滞提税工作，关键在于同步落实溯源追踪、跨部门执法、海关监管等举措，才能有效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