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2019级工程博士研究生聂海亮博士学位，他是清华首位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形式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在此之前，中国所有博士生几乎都必须完成学位论文这一环节。论文被视为“科研的终极证明”，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入场券。如今，清华这一评定，意味着一种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制度开始松动。

在今年首批毕业的2100多名专项试点工程硕士中，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有67人，占比3%左右。用教育部学位管理官员的话说，这个看似不大的比例，是一次“破冰之举”。这些变革并非高校自作主张，而是制度更新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已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可通过“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获得学位。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层面，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置于同等地位。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承认知识的另一种形态，它不再仅限于文字，也可以表现为技术、工程、发明、创作等。这是一场静水深流的教育变革。

自1980年代建立现代学位制度以来，大陆的学术评价体系长期受制于“论文中心论”。无论是本科毕业、硕士答辩还是博士学位授予，论文都是难以替代的环节。论文不仅是学术训练的形式，更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现代学术制度的主要标志。然而，这种论文崇拜，也显露出不少困境。在不少专业，论文已成形式主义的代名词。无数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机械地拼凑数据、复制模板、编造结论，只为过关。论文不再是思想表达，而是制度考核的工具。大量论文中的“洗稿”“灌水”“抄袭”“低质量”等现象，正是这一病灶的反映。

这场变革的意义，并不是要取消论文，而是要建立一种多元评价的学术秩序。过去的学位制度学术观单一，似乎只有通过论文，知识才能被验证、被传递、被认可。然而在现实中，知识早已呈现多元形态，创新成果往往是“能用的”，而非“能写的”。

这些高校的探索，折射出一种教育哲学的转向。它意味着，学位不再只是对知识储备的认证，而是对创新能力、应用能力、综合能力的评价，实践也成为一种知识表达。它也意味着，大学将从封闭的学术环境走向“社会互动”，学位授予不再是象牙塔内的论文评审，也需要将社会实践、产业创新、技术转化、文化影响力等指标纳入体系。知识的价值，不再只取决于它是否“被写下”，而是看它是否能“被应用”“被验证”及“改变世界”。

当然，允许“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的严谨性。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评估“实践成果”的科学性与原创性？这才是制度设计的真正难题。论文之所以长期被视为可靠的学术形式，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可验证的逻辑标准，可被同行评议，可被复制或反驳。但实践成果往往是个案的，也有其特殊的语境。一个工程项目、一件艺术作品、一项发明专利，如何量化其创新程度？谁来评审？评审标准能否公开透明？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新的制度就可能从论文形式主义，滑向“成果功利主义”。论文曾经成为学术装饰，实践同样可以沦为成果表演。

因此，实践型学位要健康运行，需建构起科学化的评价机制，评审机制也需多元化。目前高校教师多为学术型人才，实践型人才很少，只有让学术专家与行业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才能确保评审既有理论眼光，又对实践成果形成客观评价。监督机制的透明化也很重要，所有以实践成果授予的学位项目应向社会公开成果、评审过程与结论，接受同行和社会监督。

不仅硕士、博士能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已相继允许本科生以高水平竞赛、创新项目、发明专利等成果替代毕业论文（设计）。这些变革也在倒逼高校和高校教师做出改变。当学术评价变得多元化时，高校也需改变教学导向，实现从“论文生产线”向“创新孵化器”的转型。教师角色同样需要改变，教师不仅要懂理论，还需懂应用，能带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从论文导师向“项目导师”的转变。学术界与产业界、艺术界、社会领域之间的壁垒，不会再像过去那么森严。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也将被修正，学术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游戏，需要融入社会、产业、文化的开放体系中。这将使“知识生产”能回归到它的公共性，以服务社会为最高目标。

这场教育变革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更容易毕业”，而是让学位更能代表真实的能力。学术与实践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理论的深度，能保证创新不流于浅薄；而实践的广度，也能让理论不至于空洞。所以，未来高等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博士既能写论文，也能做成果；本科生既能创作，也能论证。到那时，学位证书代表的不只是文凭，更是一个人真实能力的凭证。

论文从来不是学术的唯一尺度，创造力才是学术的核心。学术从来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世界的理解、改造与呈现。知识的价值，不在形式，而在创造；不在语言，而在行动。未来，当更多高校、更多学科、更多学生加入这场知识形态的变革时，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一种景象：有人用论文思考世界，有人用实践改变世界；有人在书桌上发现真理，有人用双手创造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