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环境研究生涯中，马军见证了世界上最快的环境改善。2006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环境研究机构。IPE当时收集的数据显示，全国一些受监测水源被严重污染，无法饮用。

但这些年来，水质已显著改善，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突破90%。研究显示，从2015年到2022年，全国PM2.5的年平均水平下降了约35.6%。

这不是去工业化驱动的环保主义，而是工业化驱动的脱碳，是一场由部署尖端技术、实时监测和大规模投资绿色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革命。从电动汽车到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行业，也处于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核心。

与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通过产业链转移和结构升级来缓解环境恶化的做法不同，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建设更多工厂，同时控制甚至扭转环境恶化。

中国不仅为其14亿人口生产基本消费品和工业材料，还建造了大量的住宅和基础设施，以应对4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同时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重大挑战。”马军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去工业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在决心保持一个全面的工业体系，同时控制污染，并使其经济脱碳。”

2013年，中国启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努力解决当时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2022年，首都北京的PM2.5降至每立方米30微克，重污染天数从2013年的58天减少到3天。考虑到同期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排放强度，这场应对空气污染的硬仗史无前例。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塔玛·卡尔顿去年说：“过去七八年的治污行动已使得污染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

近年来，中国在加强污染物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马军说，这些措施（包括定制监管方法以更好地锁定排放者并加强公众监督）已产生“显著效果”。

2020年，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从那时起，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根源上进行改革，包括改变能源、工业和运输结构。此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绿色能源转型，对可再生能源进行了大量投资，大型项目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2024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新增总装机容量中所占份额大幅增加，达到92.5%，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的近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