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9月15日，多名家长反映河北邯郸广平县一高中向学生收取2790元教辅费，认为价格过高且未公开明细。聊天记录显示，有家长要求公开收费明细，班主任回应称：“各位家长有事打电话沟通，不要在群内和网络平台发不当言论不当链接，以免影响孩子以后上学考研考公考编等”。广平县教育体育局当日晚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所有教辅资料订购均按照自愿原则进行，个别教师“与家长沟通用词不当”，引起部分家长不满，已责成第一中学深入调查，核清事实后将严肃处理。

家长对比往年缴费记录发现，“去年收一千多，今年突然涨到2790元”，这自然引发“变相涨价”的质疑。公开资料显示，各省高中教辅费用多在200-800元之间，而广平县这所高中的收费竟高了数倍。虽然校方声称“费用直接交给书店，老师不过手”，但这种“体外循环”的操作，实际上规避了教育部门对资金流向的监管，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

河北省明确要求中小学教辅征订遵循“一科一辅”原则，广平高中竟让学生订购了60余本教辅。很难想象，一个高中生一学年得用60余本教辅。按《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规定，学校必须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标准等内容，便于社会监督。然而，涉事学校仅通过老师口头通知缴费事宜，未在家长群中发布文字通知，更未提供明细说明。当地教体局虽在通报中强调“自愿原则”，但家长反映“不缴费影响上课”，如果教辅材料与教学和考试评价紧密关联，而学校又没提供不购者的替代学习方案，学生和家长实际上并无选择空间，“自愿原则”自然沦为空谈。

比高额教辅费更让人感到离奇的，是班主任对家长的“警告”。班主任要求家长“不要发不当言论”，甚至暗示这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上学考研考公考编”。这种将教育管理权异化为威胁工具的行为，暴露了部分教师权力观的扭曲。这种“挟孩子以令家长”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家校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当教师用学生前途当筹码来约束家长行为时，不仅违背了师德规范，更可能造成家长的心理创伤和信任崩塌。

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明确强调，要深化整治中小学利用征订教辅及购买校服谋利等侵害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2020年8月，教育部、发改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指出，学校代收费应遵循“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同时要求“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政策虽然三令五申，但此类事件仍在各地频频发生，表明当下教育体系确实存在很大问题。

要改变这种教辅收费乱象，首先需要把现有政策变成可落地的执行细则，而不仅仅是一些原则性要求。关于教育收费，有关部门已出台《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等政策，但各地需让这些政策从纸上落地，用明确的规则压缩寻租空间。如出台《教辅收费公示细则》，强制要求学校公示每本教辅的基础信息：名称、出版社、市场定价、学校采购价、合作书店全称、营业执照编号等，同时需公布当地教体局异议受理电话、邮箱，对家长提出的任何质疑，需3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未按清单公示的，可直接认定为“违规收费”。

要让“自愿原则”落地，还需给学生和家长替代方案，让不买教辅的学生也能跟上教学进度。如学校需为不购教辅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替代资源，如教研组编写的打印版讲义、电子题库等，与教辅内容同步，这样才能让学生和家长摆脱“买教辅才能听课”的隐性强制。

教辅收费乱象的主要病灶，是学校与书店形成利益共同体，要治理须从采购渠道和责任追究两端发力，才能真正切断灰色链条。当前多数学校自主选择书店，给关系户书店可乘之机。可推行县域公立高中教辅采购统一招标，由县级教体局牵头，组织公开招标，明确投标书店的资质，排除关联企业，同时锁定利润上限，如投标报价不得高于同书目市场批发价的10%，中标后若发现实际售价高于报价，立即取消资质并没收保证金。

同时，应强化对利益输送的问责。此前类似事件多以退款、通报收尾，未触及利益输送的责任人。县级教体局可每学年委托与本地无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辖区内高中教辅收费进行专项审计，核查价格合理性、资金流向和教辅的必要性，审计结果需在县级政府官网公开。如查实书店向学校支付回扣或赞助费等，除追究校长、分管副校长责任外，需将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收教辅费本是辅助教学的小事，却引发了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公益属性被利益算计所侵蚀。当教辅收费的每笔明细都能公开，每个环节都能被监督，每次沟通都能平等尊重，家长的质疑自然会消散。广平教辅事件最令人担忧的，是家校关系的畸形发展，健康的家校关系应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而非支配与服从的权力关系。教育家陶行知曾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需要培养公正、透明、尊重的社会价值。只有当学校成为这些价值的示范者，我们才能说：教育正在塑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