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哈特曼在《卡尔·马克思在美国》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马克思热。目前马克思在美国人脑海里出现的程度自20世纪60年代，甚至可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都前所未有。”

这方面的证据很多：特朗普、马斯克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其他成员经常谴责各种机制被“马克思主义”渗透，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已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当前的马克思热并不寻求回归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确切地说，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那样，它由某种信念推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是分析我们当代社会动荡和暴力的有用资源，甚至可能对寻找替代模式至关重要：经济困难、资本主义的失败(如2008年金融危机)、社会公平问题以及环境遭到破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引导读者、活动人士和学者再次关注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热周期性出现，而《卡尔·马克思在美国》对我们理解这种情况大有帮助。这本书以9章、500页巧妙记录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读者对马克思的广泛使用。哈特曼写道：“马克思在美国得到接受是从左到中再到右的历史，有时是三派共存。对于各种政治背景的美国人来说，马克思都充当了某种测试器。”

哈特曼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面对马克思主要有三种态度。第一种“赞赏他关于劳动的经典理论”，比如伯尼·桑德斯。第二种包括“合成马克思的创造者”，他们改造马克思，使之适用于“各种美国情境”，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共和主义、民粹主义、实用主义、黑人民族主义、原住民、凯恩斯主义、女权主义等传统结合起来。第三种则是“一系列负面解读”，“证明反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

《卡尔·马克思在美国》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哈特曼找到了塑造“马克思-美利坚辩证法”的一个关键模式。他写道，我们“对美国在整个20世纪发展历程的理解由一个隐秘的马克思支撑”。

哈特曼坚称，他的书“表明尽管马克思思想没有被同化为美国的政治传统，但也没有被清洗，虽然无数反共者尽了最大努力”。书中写道，马克思既没有被吸纳，也没有被清算。原因在于，无论对马克思支持还是反对，美国人都在他设定的概念和历史框架内工作。

哈特曼挖掘的历史模式有具体例证，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提升之后总会有红色恐慌出现。”更具体的表现为：在第6章，哈特曼审视战后保守主义如何把马克思视为威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右翼对马克思的关注却帮助马克思思想存续下来。这些历史的讽刺对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仅仅谈论谣言的不实也会把谣言传播到更远。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在本书的结尾回归。“尽管目前的罢工潮远不及1934年的罢工潮，但工人阶级的觉悟正在提升。民调显示，半个世纪以来，工会首次受到欢迎。”然而，哈特曼不愿预测这一切是否有助于发动一场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终结美国的资本主义。他含糊写道：“我们可能生活在资本主义晚期，也可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