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近年做出多项气候承诺，包括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但整体气候行动仍不足。

国际气候科学与政策研究机构Climate Analytics于4月8日发布针对亚洲国家的《全球气候承诺如何影响国家气候行动》报告时建议，新加坡可以在区域发挥更关键的气候领导角色。这项报告聚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和越南的气候行动进度。

这八个亚洲国家都承诺，到2030年，把全球范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和能源效率，分别从2022年的水平提高两倍和一倍；同时把全球甲烷排放量从2020年的水平，削减至少三成。

除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其他六个国家也承诺最迟在2050年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并停止发放新的许可，停止政府对全球新的燃煤发电项目的直接支持。根据新加坡设立的2035年国家自定贡献，也将争取在2040年前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

然而，这些气候承诺缺乏约束力，各国做出具雄心的承诺，却未必采取具体行动实现目标。以煤炭为例，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扩大煤炭的使用，甚至兴建新的燃煤发电厂。至于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努力，报告指出，现有进度不足以实现2030年的目标，因为八国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平均增长不到6％，远低于每年至少16％增长的目标。

新加坡2022年至2023年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长为22.4％，是唯一超越目标的国家。纵观2015年至2023年的增长，新加坡总电力生产从50太瓦时，增至57太瓦时，升幅为14％；其间，新加坡积极开发清洁电力，生产跃升78%。评估团队认为，新加坡这些年取得进步，但发挥的领导力不足，纵使能如期实现自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但目标本来也不够具有雄心。

Climate Analytics高级分析师达斯（Nandini Das）是评估成员之一。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从制定碳税，到绿色金融等环保政策上，新加坡在亚细安国家中的表现亮眼，但无法把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这反映出更大的问题——亚洲的环保努力和全球气候危机现实脱节。

“土地和资源上的限制影响新加坡的永续发展策略，必须从系统上推动转型，包括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和国际合作，而不是仅着重在减排。”达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