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黑白照片中的男子刚满31岁，或许是因为剃了光头，他看上去比实际更加年轻，椭圆的脸庞上目光严肃。在他粗布外套的心脏部位上方，缝着一个灰色三角标志（实际是绿色的），尖端朝下指向一块浅色方形补丁，上面标着数字“2”。

这张照片拍摄于刚建成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拍照日期可能在1940年5月底。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奥托·屈泽尔，身份是“职业罪犯”，胸前的“2”意味着他是该集中营第二名登记在册的囚犯。

1940年5月20日，屈泽尔和其他29名“职业罪犯”一起从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威辛镇附近的一个前骑兵营。在这里，他的任务是作为囚监帮助纳粹党卫队建设新集中营。由于党卫队不想为此动用太多自己的人手，所以授权一些享有特权的囚犯（即“囚监”）管理其他犯人。

新集中营的第一批固定工作人员中只有六名党卫队成员，鲁道夫·霍斯是他们的首领。由于同时要接收超过700名波兰犯人，霍斯一开始就任用了30名囚监。结果，其中29人都成了党卫队的帮凶、邪恶的暴徒和腐败的压迫者，只有屈泽尔例外——他成为“波兰人的天使”和“奥斯威辛好人”。

屈泽尔出生于柏林一个简朴而上进的家庭。他的父亲从工人一直做到仓库经理，并安排儿子当了电工学徒。20世纪20年代，电力是柏林的热门话题，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两家最大的电气企业都在柏林。

但年轻的屈泽尔并不珍惜。两年后，他中断了学徒生涯，开始做上门兜售的小贩勉强为生，并经常沦为乞丐。他的警方案底在二战期间被烧毁，因此只能从零星的线索和信息碎片中推断，“1929年至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屈泽尔可能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之后，他从柏林-施马根多夫的一户人家转租了房子，生平第一次搬进自己的房间。但他的自由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半，1937年2月，他收到盖世太保的传票。屈泽尔遵照指示向盖世太保报到，随即被捕。

1937年3月16日，屈泽尔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遭受了集中营里常见的暴力，但不幸中的万幸，其中一个打手认识他的父亲。与此同时，他也巧妙地适应了非人的集中营制度。因此，1940年春，他被一名堪称虐待狂的党卫队官员选中，成为新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首批30名囚监之一。

在这里，他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新角色。他的任务是组织所有囚犯“义务劳动”。在此期间，他为了保护弱小的囚犯，给他们分配较轻的任务——但代价是不得不让其他囚犯承担特别繁重的劳动。

为他撰写传记的记者塞巴斯蒂安·克里斯特写道：“总的来说，他在集中营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角色，这在一方面确保了他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保持体面以及做好事的机会和能力。”

这点在与1号囚犯、出生于波兹南的布鲁诺·布罗德尼维奇相比时尤为明显。布罗德尼维奇也是一名“职业罪犯”，但利用自己的特权行使（几乎）无限的权力，中饱私囊。

屈泽尔与他截然不同。1940年，波兰士兵维托尔德·皮莱茨基故意被党卫队逮捕进入集中营，因此见证了屈泽尔的杰出事迹。皮莱茨基想在奥斯威辛建立抵抗组织，并在一段时间后逃离，以便向纳粹德国的对手们通风报信。据皮莱茨基称，大部分集中营囚监头脑简单，很容易被抵抗组织成员操纵，但屈泽尔却是有意地在向他们提供帮助。

1942年12月29日下午，屈泽尔和三名波兰人一起逃离了奥斯威辛。这次，他利用的是自己与党卫队看守的熟络关系。他驾着一辆载有几个柜子的马车，假装自己由一名党卫队士兵看守——但实际上是一名囚犯伪装的，另外两名囚犯则分别躲在两个柜子里。

但他的自由只持续了九个月：1943年9月，屈泽尔在华沙再次被捕——一名情人出于嫉妒背叛了他。与其他大多数失败的逃犯不同，他没有被党卫队立即杀死，而是“仅仅”被打昏，关进了集中营的“地堡”。两个月后，一名新来的集中营指挥官下令要么枪毙“地堡”中的囚犯，要么把他们送回集中营。屈泽尔属于第二种情况，但当然不再是享有特权的囚监。

尽管如此，他还是活了下来，因为他逐渐适应了身为集中营囚犯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又一次不幸中的万幸：1944年2月，他被转移到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1945年4月23日，屈泽尔被美军解放。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心怀感激的波兰奥斯威辛幸存者授予屈泽尔波兰荣誉公民身份。他很高兴，但还是留在了德国。他在上普法尔茨地区的施瓦茨霍芬定居，与妻子罗西育有两个女儿。1964年，屈泽尔在奥斯威辛审判中出庭作证，但遭到法官们的恶意攻击，其中一位甚至问他为什么还活着，并指责他是党卫队的奸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让屈泽尔陷入沉默。1984年11月中旬，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病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