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市一网友发布视频称，当地社区要求所有商铺在春节期间必须开灯，一名商户因未按要求开灯，被多名工作人员撬锁进店，将灯打开。此事件引发网友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闹得沸沸扬扬，并带火了一个新词：“破门亮灯”。

几天后，大同古城街道发布“致歉信”，称“事件表面上是由于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引发舆情，实质上反映出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存在思想上急于求成、方法上简单粗暴、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造成工作偏失，对城市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地原本希望“致歉信”能平息“破门亮灯”的舆论风波，哪知反而引来更多媒体的关注。原因简单，只因这封“致歉信”根本未正视问题，且官味十足，是典型的避实就虚、敷衍了事。此事件并非“思想上急于求成、方法上简单粗暴”如此简单，而是执法者是否涉嫌违法的问题。执法者未经法定程序，也没经居民同意就擅自破门而入，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漠视，更是对私人财产和权利的公然侵犯。

宪法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法条。从民法角度看，商户对店铺及屋内财产拥有完整的物权，工作人员未经商户允许撬锁破门，侵害了商户的财产权，工作人员或所属单位须对商户进行赔偿。而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9条，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相关人员应面临相应的追责和处分。

不只是执法者没有相应的法律意识，当地的“致歉信”也未体现基本的法律意识，这是令社会与公众震惊的原因。所有的执法行为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且须遵循法定的程序，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执法者有了行政命令，并不能代表“法”，一切行政行为皆需履行法定程序。

执法者在商户不在场的情况下“破门亮灯”，属于一起典型的权力突破法律边界的事件。执法者本应是法治的践行者，却知法犯法，将权力当作肆意妄为的工具，此举如在各地形成常态，损害的不只是商户或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更会破坏整个社会的法治根基，让民众对法治的理念产生质疑。

“破门亮灯”事件还暴露出基层治理的一些常见问题。“亮化倡议”本是为了营造春节祥和喜庆的氛围，让游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既为“倡议”，并无行政强制力，就应遵循自愿原则，最多与客户协商。而商户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古城建筑多为木结构，室内“彻夜亮灯”确实存在消防隐患。然而到某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就会“层层加码”，变成“一刀切”的强制手段。于是“倡议”变成了“强制”，“管理”异化为“管制”，颠倒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种将行政目标置于公民权利之上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破门亮灯”看似为了城市管理，但在商家眼中，则可能被视为权力滥用，必然导致商家对社会未来的担忧。政府在制定城市管理政策时，一定要有与商家或民众进行对话与协商的机制，让民意能畅通地表达，这样才有助于消除各种误解，引导商家或民众形成合理的社会预期。任何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只有当商家和民众有了合法渠道宣泄不满情绪时，才能及时消除社会隐患。

中央政府已出台了各种条例和意见，要求用法治保护营商环境，就是为了厘清行政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作为。然而，大同市还是爆出此类违背法治精神的低级闹剧，确实值得各地城市管理者深思。有了良法仍需善治，好的法律与制度，仍然要靠落实与执行。《人民日报》前些日子还发表评论称，“无事不扰”应成为对待企业和商家的常态。“无事不扰”意味着，要依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行政执法既不失位、也不越位。

“破门亮灯”事件不仅给大同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是对其他地方政府与基层干部的一次警醒。值得反思的是，一个倡议是如何演变为强制“破门”的？那被撬开的锁，不只是一把锁，它撬开的是商户的安全感，是对私人空间的侵犯。所有的执法者都应清醒地认知到，当商家的锁被撬开的瞬间，法治的尊严也受到了冲击。法律是每个人行为的边界，更是执法者的行为边界。那些执法者或许认为，自己是为了“城市大局”，为了“城市形象”，岂不知，法治才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大局”；这种以违法为代价的执法行为，只会让城市的形象蒙羞，让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产生裂痕。

“破门亮灯”虽是个案，但它反映出基层治理中法治精神的欠缺。只有当政府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能把法治意识作为第一意识时，我们才能说他们是真正把民众的权利放在了心上，社会才有推进文明与进步的可能。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法治建设的难点所在。只有让所有执法者心怀对法治的信仰，懂得主动维护法治的尊严，政府才能在民众中彰显它的公信力。

西方有句古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没有法定程序的许可下，知道在民众门前止步，应成为所有执法者的行为底线。只有当执法者能守好法治底线时，才能真正获得民众的信任。城市治理的进步，需建立在尊重法治、倾听民意的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