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如是说。

回望过去，习近平对于人大的工作总是十分关心和重视，对于如何做好人大工作，他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1980年代开始，习近平在工作过的河北、福建和浙江三省，都曾担任过与人大相关的职务，这些积累留用的宝贵实践经验受用至今。

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亦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习近平说，“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

骑车下基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这番表述，早在他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期就有所体会。

1983年，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听取来访群众意见。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在河北正定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同时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从那时开始，他便十分关心和重视人大工作，以及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彼时，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习近平决定“逆流而行”——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

他的目的地正定县所在的石家庄市，曾于1949年7月成为全国第一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城市，为全国实行人民民主提供范例。在此处为人民服务，不失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巧遇。

初到正定时，习近平展现出朴实作风和平易近人，很快就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给当时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王幼辉留下极深印象。他在《习近平在正定》一书中回忆，一次开会时，他注意到个年轻人“一身旧军装，脚上穿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而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正定是农业大县，早在1970年代就以华北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全县共52万亩耕地、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但人均年收入却仅有148元，平均每天只有4角钱。为摸清情况，习近平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调研走访，看庄稼长势，抓大队生产，问社员家常。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锻炼身体，接近群众，节省汽油，短短三年，就骑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大队。

通过调研，习近平发现正定虽然高产，但每年7600万斤的粮食征购量使农民口粮紧张。为解决正定42万人的温饱问题，他向中央写信反映，经国务院调查组核实后，将粮食征购量降至4800万斤。回忆此事，王幼辉称赞习近平“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

走访中，习近平发现受当时农村体制和分配制度所限，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他于是想到用农业“大包干”试点来撬动农民的积极性。彼时，安徽、四川等地已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正定却阻力重重。时任正定县长的程宝怀想等等中央文件，提醒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但在习近平的推动下，试点工作在离县城远、经济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推行，当年人均收入就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习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程宝怀曾对媒体表示，习近平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三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1983年，成为正定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后，30岁的习近平一边走进街头巷尾，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一边继续推行各项改革——修公路，通公交，保古建，引剧组……

198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正定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党员代表会议上强调，党员代表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切不可盛气凌人，更不能动辄就打“棍子”，扣“帽子”，这样才能更好地审议人代会报告。他同时强调，开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保证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次日召开的正定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370多位代表出席。习近平在这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十分珍惜人民代表的荣誉、权利和义务，一起商讨四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的大事、大计，共同完成大会既定的各项任务，为开创正定县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作出宝贵的贡献。

牢记“人民”两个字

“各级国家机关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对自己选举和委派的代表的基本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把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内容，虚心听取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习近平曾这样指出。

1985年和1988年，习近平前往福建，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和宁德地委书记。尽管并未在地方人大任职，人民依然是他最为关切的群体，“人民”一词也经常被他反复提及和强调。

如被称作“闽东老九”的宁德，其经济总量一度排名全省最末，9个县里6个都是贫困县。对此，习近平延续了正定时期基层调研的经验，建立了“四下基层”制度，进而结合实际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和“弱鸟先飞”理念，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摆脱贫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1990年起，习近平主持福州工作、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把人大工作提到很高位置。

“在他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人大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重要作用。”时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高翔在《习近平在福州》一书中提及，当时民间讽刺的“市委定调，政府干活，人大举手，政协聚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

彼时，常有人把人大视为“干部过渡站”和“二线机关”，习近平对此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还要正确认识人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树立人大是第一线机关的观念。在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后的第一次讲话中，习近平就重点强调搞好人大工作的前提是加强自身建设，而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任何衙门化的倾向都是同人民权力机关的称号不相称的。

1994年，他亦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习近平在福州市委会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高翔回忆，习近平主持人大工作以后，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过法制创新课题调查研究后才能提出，并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加强法律监督管理，“从此以后，人大真正成为稳定福州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做好人大工作，离不开广泛深入的调研。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倡导“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强调带着问题开展调研。有资料显示，彼时制定“3820”工程、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上福州”等战略构想，以及推动“三坊七巷”保护、率先出台《福州市历史名城保护条例》等行动，都是在大量基层调研、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搞好人大工作，不断学习也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会带着书，休息时就会潜心研读。习近平还带着领导干部一起读书、举办读书班等，叮嘱他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给自己加油充电。

习近平还强调，学习是掌握工作主动权的首要前提。他亲自推动建立定期学法、专题讲座等制度，多次举办基层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代表培训班，促进人大代表和各级人大干部提升法律素养、业务能力。当年他推动建立的人大代表评议基层所站建设的机制，如今亦成为福州市人大监督工作的品牌。

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反腐工作，整饬人大干部队伍作风。如针对宁德地区干部违规建房、下辖的福鼎市甚至一度出现“干部街”等现象，习近平从领导干部下手清房，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到依法惩处，引发官场震动，百姓拍手称快。

相比之下，调任福州后，习近平却一直与家人居住在市区内一条狭窄小巷的老楼中，房间面积和居住环境远未达到“他的级别应当达到的标准”，但那里却是福州距离民生民意最近的地方。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即将担任代省长职务，他在一次省人大会议上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到政府工作，我一定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不管你当什么官，我们的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政府。”

好制度与“飞来峰”

“代表工作是人大常委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密切同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根本保证。”

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宁德，习近平频繁走访基层，有时在田间骑行，有时乘吉普车在山路颠簸，他甚至曾早上七点半出发，徒步5小时抵达偏远的下党乡，成为当地群众口中“到过这里最大的官”。到福州后，他进一步建立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曾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这项制度随后也在他主政的浙江大力推行，并作为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考场。

1990年5月，刚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宁德交接工作时，调研福安市社口乡坦洋工夫茶叶公司。

在当时一些受他直接领导的人大干部看来，习近平对省人大的工作非常重视，履职非常到位。有公开报道显示，在他任省委书记期间，凡是省人大常委会开会，他基本都来参加，且有发言，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指导。

“他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多次强调，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具有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大工作开展得好不好，人大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已经成为衡量一级党委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正如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李步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的那样，除了紧密联系群众，健全人大工作制度和机关建设成为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的一个重要方向。

彼时，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设有党组，习近平为党组书记，另有两位副主任为副书记，而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未设党组，从厅级到副主任科员，各级干部任用一律都需经过常委会党组研究。李步星感觉这种机制影响机关建设和干部选用，2004年3月，他向习近平作了口头汇报，阐明人大机关在干部的提拔使用方面应有跟厅局一样的职责和权限，即正处以下干部由机关党组研究决定，厅以上干部由机关党组研究后报省委组织部按程序审批。

习近平认为此事可行，便鼓励李步星向省委写报告。当年4月，省人大机关党组正式成立，李步星任机关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任党组成员。这在浙江省人大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习近平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的重大决策之一。

李步星认为，得益于机关党组的成立，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的选拔使用调配得以活跃起来：短短5年内，机关党组提拔、使用70名处级和11名科级干部，推荐、提任12名厅级干部，对外交流4名厅级干部。

此外，200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人大成立以来，省委召开的首次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人大工作摆上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会后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提出，各市县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否由书记兼任，要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进一步激发了人大干部队伍的活力。在浙江，每届党委至少应召开一次人大工作会议的惯例也延续至今。

“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多次强调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

2003-2007年履职期间，浙江省人大开展了多项重大立法工作。如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并通过《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浙江省发挥当地生态优势建设、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安吉县余村考察。

2006年5月24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议，其效果十分可观：此后5年共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85件，清理废止法规7件，批准杭州、宁波市法规105件。

习近平曾在浙江工作时表示，建设“法治浙江”的方向和原则是，要作为制度建设贯穿于全社会，包括落实到基层、深入到公众，真正做到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实现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决议日后也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实践地。

习近平曾指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要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2011年3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形成，并日臻成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新起点。”习近平强调，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此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间进一步制定法律25件，修改法律12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和重大问题的决定46件次，作出法律解释9件。更进一步的还有表决通过《宪法修订案》，和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截至发稿时，现行有效法律303件，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1.4万件。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在隆重举行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言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倾听民声的窗口

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在党的历史上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都是头一次，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当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今，习近平依然非常关心和重视人大工作。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都会“下团”出席不同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倾心交流。

“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到团组时曾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并进一步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其中一次，就是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到的，而这也是他在全国两会期间第三次出席该省代表团审议。其间，他勉励江苏省要“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使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曾有人把中国的两会比做一扇窗，习近平就是通过这扇打开的窗户去倾听人大代表们的建议，这也是来自人民的声音。而每次出席各省的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代表们也都会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可以到各自家乡看一看，习近平也总是用自己的足迹作出回应。

如习近平在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出席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面对代表们的邀请，习近平称，“黑龙江农业很重要，将来去了肯定要看农业。”两个月后，他便在3天时间里考察了伊春、抚远、佳木斯、哈尔滨等地。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党的二十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如今，回望他从政起步、亦开始关心人大工作的地方石家庄正定，这里曾于2018年9月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大家强调，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依法治国的制度载体，必须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完善好。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中国260多万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定位，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不能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