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末，一个初冬午后，在北京一家茶舍，王翔身着蓝灰色休闲衬衫，简单的短发，一脸和煦微笑，放松地与记者聊了4个小时。王翔回顾了他与中国及全球通信科技、移动互联网产业“同行”的40余年从业生涯。

他的右手边，是几十年间喝习惯的一杯黑咖啡，左腕上，则是近七八年喜欢上的小米智能手表。王翔2022年12月从小米总裁任上退休，40余年的整个从业期间鲜有接受媒体专访，在业界以低调、沉稳著称。此次受访期间，他多了种“事了拂衣去”的淡然和松弛。

王翔在全球通信行业这个“王者游戏”领域通关升级、走向行业巅峰的路途上，数次与时代轨迹重叠交织。他全面亲历了中国通信行业拥抱全球的跌宕征途，也见证了世贸成立30年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间的风云变幻。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复关”谈判进程，同年王翔从中国科学院进入外资企业摩托罗拉中国办事处，职位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营业代表”。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前后，中国政府授权中国联通与美国高通集团正式达成协议，中国将从高通引入CDMA无线通讯技术，这是后来影响中国通信领域几十年的重大事件。此后数月，王翔被高通从朗讯中国挖走，成为高通中国区半导体销售业务负责人。2010年王翔正式成为高通大中华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他主导运营高通的中国市场达13年之久。

这13年，在全球通讯业扮演“掀桌子”角色的高通，与包括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在内的中国手机厂商合作，协助后者造出高性能的低价手机打败山寨机，并创造了中国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之王的“神话”。王翔，正是这一“神话”的台前、幕后主要推动者之一。

2015年，中国经过长达十几年的世贸“蜜月期”后，制造业普遍升级换代，用全球最先进的科技武装了自己，在通信科技领域，包括小米在内的手机厂商普遍开始出海。王翔这回坐到了谈判桌的这一边，成为小米集团高级副总裁、国际部总裁，主抓国际知识产权、海外业务以及全球供应链生态建设。2019年11月，王翔升任小米集团总裁，并于2020年成为小米集团合伙人。

他花接近五年时间，打赢了小米与爱立信的知识产权官司，并进行一系列专业运作，基本解决小米手机在海外的知识产权难题，也为大部分中国消费电子企业出海蹚出一条可行之路。在他2022年底退休之时，小米海外营收占小米总营收的一半。

王翔的从业经验，见证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决策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带来的巨大助力。其间，中国的通讯及移动互联网产业利用全球最先进的科技升级换代，中国老百姓则成为科技普惠的受益人。这既造福了经济和社会，也最终让科技领域的“中国制造”有能力进军海外，进而让海外市场的群众也得到科技的普惠。

王翔认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需要的趋势只会加强，而通过近40年经济发展，走向全球经济大分工“牌桌”的大量中国企业，也必将继续谱写波澜壮阔的出海故事。

“复关”萌芽与做足准备的“半导体小伙”

1986年至1992年间，是中国“复关”“入世”的准备阶段。王翔也开始了他的半导体技术精进之路，并立志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学者或专家。

王翔父母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头几批大学生，均就学于国内名校。父亲学药，母亲学医，两人都希望王翔学医、从医。1979年，王翔违背了父母意愿，“弃医学科”。他受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毕业的长辈影响，填报了半导体专业，并如愿考进北京工业大学。

1984年，王翔毕业时，正好赶上了中国半导体发展的第一个大潮，他进入国有企业北京前门无线电厂，成为一名半导体工程师。那些年他醉心于半导体生产和研发，光刻、显影、刻蚀以及扩散，各个工序都做过。干法刻蚀是他的主要攻关方向。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关贸总协定在1987年3月设立了“中国工作组”。

王翔早已忘记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时的场景，但他记得自己是有些激动的。“我知道中国要是‘复关’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就能进入中国，中国的工业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王翔没想到这场谈判要经历15年，但中国开始谈判的态度确确实实让王翔的人生发生了一次改变。

1996年，广东广州，先烈南路的大哥大、BP机专营店。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多方牵线之下，前门无线电厂获得一次从美国引进先进半导体生产线的机会，外语和技术优秀的王翔成为赴美成员之一。

对于醉心半导体科技的王翔来说，这次美国之旅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当时美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学这个的，我是以一个非常虔诚的学生心态去的，我做梦都想使用这些设备，也想把它们引入中国。”

当时中国只有少量的机械式洗衣机、电冰箱，几乎所有家电都没有微处理器或单片机。王翔家中更是连机械的也买不起。大学时他学习了美企摩托罗拉和北工大共创的微处理器课程，但很少见到运用微处理器的家电和设备，这次在美国总算见到了。

“感觉确实有些震撼。看着他们的高速公路、机场、酒店，还有一系列顶级的半导体生产线、生产工厂，我就在想，中美两国这个鸿沟，怎么越过去啊？这真的很难想象。”

时间来到1992年，王翔本来拿到了赴美国留学的录取通知书，但阴差阳错没能成行。他本可以拿到赴欧洲的留学机会，但考虑再三决定放弃。

摩托罗拉中国代表处的招聘消息此时出现了。“我大学学的就是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课程，我非常尊敬这家企业。我就去应聘了。”

从此，王翔中断了半导体的学术之路。“不学了，有机会就直接干吧！”

中国入世“加速跑”与科技外企“弄潮儿”

1992年至2001年间，我国“复关”“入世”谈判经历了十年加速。此间中国虽然还没正式“入世”，但王翔已经从外企角度见证了中国电子工业和有线通讯的崛起与升级换代。

1992年，王翔入职摩托罗拉中国代表处，成为其半导体部的一名营业代表。

他的中国客户包括海尔等大量家电企业。“中国家电企业里那时没有微电子方面的工程师，我们要带工程师，教他们使用微处理器，和他们一起设计新产品。路子走通了，他们才会下单。”

尚未“复关”的背景下，中方与外企一方面交际寥寥，另一方面由于对技术十分渴求，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外资科技企业相处融洽。例如用特事特办的方式允许摩托罗拉从代表处转为分公司，并允许摩托罗拉在天津、杭州等地设厂。“摩托罗拉的微电子技术几乎覆盖大部分工业体系，汽车、家电，各种机器上都需要。”

2006年3月7日，天津，通用半导体（中国）公司生产线。

中国的工业尤其制造业也在其时开始大量吸收国外科技，并进行电子化升级换代。大量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王翔的业务越做越顺，主动找上门合作的企业数量大增。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并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的“复关”谈判在此后转变为加入WTO即“入世”谈判。

王翔回忆说，关贸变世贸时，他的感觉是“谈判太漫长了，太难了”。他从他的领域更切身地感觉到“中国需要世贸，需要引入先进的科技”。谈起这一阶段，他愈发感受到自己的外企工作对中国的相关产业和老百姓都很有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开始生产、销售寻呼机、大哥大等通讯产品及服务，并很快进入中国市场。王翔也于同期间接服务并接触了大量中国通讯企业。

王翔说，那些年觉得“很魔幻”，就过去十来年时间，中国的家电、机器等就电子化了，摩托罗拉的BP机当时都普及到了大量县城，大哥大也卖得很好。“而这些变化和我的企业有关，我还有些自豪。”

2000年初，王翔离开工作了8年的摩托罗拉，投身另一家他求学和从业中十分尊重的企业——美国朗讯。他也升职了，成为朗讯中国微电子业务负责人，并且需要大量时间直接到美国工作。

朗讯同样是一家对中国通信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外资企业，是全球有线通讯领域的领导者，可提供通信网络所需的系统、服务以及相关软件。贝尔实验室是其后盾，1937年至今已产生过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王翔在朗讯经历过的最酷的事情，就是与当时还处在创业期的华为、中兴等后来的国内知名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带着工程师团队帮助他们构建最初的大量底层基础技术，并且培训技术团队。

2002年，经历过全球互联网泡沫之后，王翔本来可以升任该业务亚太负责人，但高通在半年间多次抛出橄榄枝。深思熟虑后，王翔去了高通。

当时，王翔用半年时间，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从技术前景看，有线通讯已走到头了，光纤、网络基本够了，技术进步空间不多了。未来应该是无线通讯时代，而高通是无可争议的无线通讯‘王者’。”

中国“入世”蜜月期与高通开会“先发言”的中国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入世”。

在中国“入世”后的几个月内，王翔从朗讯跳槽至高通，成为高通中国区半导体销售负责人。4年后他升任高通半导体业务大中华区负责人，并于2010年成为高通大中华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

其实，美国高通集团身上也深深烙着中国“入世”的烙印——高通进入中国，其实是中美“入世”谈判期间美方的条件之一。2000年3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会议新闻中心曾专门向中外媒体澄清，外界所传“中国停止从美国引进CDMA技术”，是不正确的。显然，中国联通与高通方面宣布达成合作与中国“入世”几乎同步，并不是偶然的。

王翔说：“高通最终与中国相对顺畅的合作，就是典型的世贸效应。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通信产业，其实也深刻地改变了高通。我自己有幸成为双方合作的深度参与者。”

高通是一家全球通信科技领域谁都绕不过去的重要美资企业，是3G时代全球“头号玩家”，也是3G时代最底层的CDMA技术绝大部分专利持有者，至今仍然是高性能手机芯片、系统软件的霸主之一。

在将网络设备、智能手机业务分别出售给欧洲爱立信和日本京瓷后，高通的主要业务模式变成向手机厂商出售系统软件包和核心芯片，以及收取专利费用。显然，高通业务的一个前提是在全球尽可能多地落地CDMA技术路线，所以刚“入世”的中国成为高通必争的重要市场。

“在3G时代，高通彻底改写了全球通信领域的版图。它推出了一个技术平等模式，即将最新软件包和芯片组，无差别地同时给到与它合作的全球手机厂商。这种模式给了韩国三星、LG及中国市场一众手机厂商以崛起的机会。行业被彻底重新洗牌，传统手机厂商没落，日本通信产业因为相对封闭走了下坡路，韩国三星首先雄起，中国通信行业、手机制造业后来得到了更大的实惠。”

王翔在高通中国的工作起先并不顺利。高通需要在中国找到手机厂商进行技术合作，只有把手机生产出来并卖出去才能得到更多专利费。那时，中国企业生产手机需要许可证，2002年中国批复了19家本国企业与高通进行技术合作，包括波导、南方高科、厦新、浪潮、海信、海尔、TCL这些。尽管高通把技术无差别地给到他们，并且进行大量培训和沟通，但大量厂商的手机卖得并不好。几年之后，这些企业有的退出，有的倒掉，至今只有中兴一家还在做手机业务。

王翔的业务面临外患与内忧。外患是韩国与高通合作后出现了三星和LG的强势崛起，因此大量手机卖到中国。内忧是从2005年起山寨机在中国大行其道。

扶植中国本土的手机厂商，成为王翔工作的重中之重。王翔多次向中国有关部门呼吁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2004年前后，华为具备了手机生产资格；2007年，中国政府取消手机生产资格审批，更多的手机厂商也可以参与到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中，我国随后几年诞生了小米、OPPO、vivo等民营手机厂商。高通更是抓住机会，与这些厂商深入合作。

“这些由市场选择的手机生产厂商，用高性能的芯片组和软件，生产出大量性价比较高的、2000元人民币以下机型，甚至是千元机。他们最终在2010年前后打败了山寨机，让山寨机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波浪潮中，小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逐渐成为高通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小米一代是击败山寨机的关键产品，而王翔和小米的缘分也由此开始。

王翔在高通的另外一个神来之笔，是主动带着十几家手机厂商“出海”发展。2010年之后数年，高通在全球与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有紧密合作，王翔因此便一趟趟地带着中国手机厂商组团与海外运营商座谈。

一场场市场调研和会谈之后，中国手机厂商激动了，纷纷有了出海意向；各国运营商也激动了，因为中国这些手机厂商的手机不仅价格比苹果、三星便宜，技术上还使用了靠谱的高通、谷歌的核心产品和服务，这太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了。

就这样，王翔把高通在中国的业务在2008年前后做得超过了韩国和美国总部，成为全球第一。当时，高通总部每季度例会，三个主要地区发言是重中之重，分别是美国总部、韩国区域和中国区域市场，发言顺序是根据市场权重占比进行汇报。2002年至2007年，毫无例外是韩国区先发言，王翔代表的中国区域市场最后一个发言，他回忆：“从2008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权重提升，我就成了最先发言的，一直到我离开都是。”

把小米手机卖到全世界的“霸总”

2015年前后，经历中国的“入世”蜜月期后的中国，制造业普遍升级换代，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也在2015年前后，我国科技企业出海进入一个小高潮，包括华为、中兴、阿里、蚂蚁、小米等大量互联网、通信企业纷纷出海。出海方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市场。

正因为这个浪潮，53岁的王翔再次站在风口之上。2014年，他的最重要客户之一小米向他发出邀约。雷军诚意满满，希望王翔加入小米。

王翔与小米以及雷军的最初交道，是一个long story，也是我国通信领域一段佳话。2010年初，王翔从朋友口中听说了雷军要创业，他当时知道但并不熟悉雷军。有几点信息让他对雷军产生了浓厚兴趣：雷军从摩托罗拉、微软、谷歌等企业挖来了一帮“高人”，说要用先进科技搞极致性价比手机，公司名字也很特别、有点酷，叫“小米”。

朋友特别强调“这家企业做事很有意思”。为了拓展高通业务，更是因为好奇，王翔很快就主动拜访雷军，初次见面聊了三个多小时。雷军激情澎湃地讲了“铁人三项”商业模式，即软件+硬件+互联网服务，从为何做智能手机，到走流量粉丝路线，还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理念让王翔感到耳目一新。

王翔一方面叹服雷军的激情和理想，一方面更有些蒙圈。后来他干脆问雷军，你要高通做什么？雷军表达了与高通的合作意愿后，坦率提出在高通现有商业模式下，他对双方合作后的手机成本有所担忧。

那场交流，高通方面尽管没能完全如雷军所愿，但王翔确实被雷军力推的、在当时并不算大企业的小米成功“种草”。“雷总是个有超凡且敏锐市场洞察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对他认定的事业和理想，有着一往无前的执着和决心！”这是初次见面后，王翔对早期创办小米时的雷军的印象。

之后，王翔与雷军多次交流，后来还引荐高通两任董事长和CEO与雷军会面。王翔还在高通内部动用总裁特权投资了小米，并多次在高通高管会上据理力争。

2015年7月，在了却高通手头事后，王翔加入小米。别时见到高通老板，他开玩笑说去了小米对高通也是好事，因为小米原本就是高通最重要客户之一。

谈到来小米的原因，他主要说了两点。一是多年外资企业经历，让他与中国企业坐在谈判桌的对面，见到了太多双方因文化不同、沟通不畅导致的误判。“这一回，我想坐到谈判桌这一边来，代表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谈。我一定能更少误判，因为我对双方更为了解。”

第二点是他看到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趋势，但中国企业在树立全球品牌方面普遍“还不太行”，他想在退休前尽可能在这方面做些事情。

“小米就是实现这两点的一个机会。”王翔于是做出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次跳槽决定。

至2022年底在小米总裁位置上退休，七年半的小米生涯，王翔说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让小米“出海”最棘手的知识产权挑战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二是将小米手机带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米手机出货量成为全球第三；三是较好地解决了小米全球合作伙伴的生态问题。

王翔在小米集团任职期间与外商洽谈。

雷军挖王翔的时机，正是小米“出海”出现知识产权危机问题之时。2014年底，爱立信在小米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说服印度当地法院下架涉嫌侵权的小米手机。王翔把手机形容成“海鲜产品”，下架半年，你这些手机就完了，不可能卖掉了，市场也丢了，官司打赢了也没用。

整个谈判过程极为艰难曲折，小米和爱立信一边打官司一边积极商谈。这一知识产权纠纷持续了足有五年之久，王翔从2015年年中进入小米后一直负责解决此事。

事后复盘，王翔说，中国科技企业在追赶阶段，尤其在出海销售情景下确实面临大量外资科技企业的专利壁垒，这也是小米出海的最大挑战。比如爱立信，手里确实拿了大量专利，小米否定了它提出的一批专利，爱立信就能拿出另一批专利要你付费。“你解决不好爱立信的知识产权纠纷，大量别的企业包括‘专利流氓’类公司也会跳出来索要专利费。所以当时小米在微博上被挑战，说小米根本不可能出海。”

在应对爱立信案的同时，王翔历时数年操盘了小米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其模式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应对知识产权难题的经典范例。

2015年到小米上任之后，王翔首先在内部重整了法务和知识产权团队，并新建了一个知识产权发明团队，后者负责知识产权专利的挖掘、研发，并在国内外进行申请。该团队最终战绩出众，2017年，小米申请了第一件5G标准专利；目前，已将数千件专利写进5G标准。

王翔的第二步，是让小米在全球范围内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到必要的专利。这一步雷军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支持，这意味着，小米拿出“很大一笔钱”，授权王翔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重要、必要的专利，依据规则进行购买。“这是一项十分花钱、十分复杂、十分需要专业度的事情。小米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买什么专利，而是不买什么的问题。曾经有个专利包，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考虑，决定不买。这个事为小米省了大概1亿美元。”

王翔的第三步棋，是利用其全球从业经验和资源积累，穿梭到微软、亚马逊、谷歌等专利集中的公司进行谈判，与其达成大量专利交叉持有方案。“对方专利比我们多，那我们就去谈判出合理一些的专利费用。大家专利差不多，就互不付费。”

这三步棋走下来，爱立信方面对小米的态度越来越和缓。“他们感觉到危机，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专利价值越来越下降。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小米解决问题的诚意，以及小米知识产权团队的专业性。”最终，双方在2019年达成和解，小米说服爱立信不要“杀鸡取卵”般地一次性收取专利费，而是支持小米做强海外业务，按年“细水长流”地长期收取专利费。“最终，专利成本也趋于理性了。”

资料显示，小米近年还历经多次受到以 BlueSpike、Sisvel、IPCom等为代表的非专利实体机构(NPE)指控，但经过王翔和团队的努力，最终小米均平稳度过风波。

王翔在小米的另一战，是在海外卖小米手机。这一战，他同样战绩出众。

小米财报显示，2024年二季度，小米境外市场的收入为381亿元，占小米总收入的42.8%。财报指出，二季度小米在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前三，在70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前五，并首次在拉美地区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前二。

说到小米海外战绩，王翔开心一笑。“我的心得，最好的全球化战略，就是本土化。当年我主导高通在中国尽量本土化地和中国企业打交道，这一次除了把小米手机和互联网文化带到全球，更重要的是施行不同市场不同策略，做好本土化。”

云淡风轻的描述背后，是一年绕地球10圈的飞行记录。2019年底，王翔从国际部轮岗晋升小米集团总裁时，小米国际部同事将王翔的全球飞行图，制作成了镜面摆件礼物。在这份礼物上，仅从2018年到2019年，王翔就飞行了4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0圈。作为一名“国际飞人”，王翔有项特殊本领，就是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后可以不倒时差，直接按当地时间进行工作。

一位熟悉王翔的业内人士评价说，王翔在全球通信科技圈中积淀深厚，尤其与大量全球电信运营商熟识。他善于整合多国和区域市场资源，专业且坦诚。他的语言、思维、沟通优势往往能弥合分歧，化干戈为玉帛。

展望世贸未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机制中非常有竞争优势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抛给王翔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WTO规则下，如何看待海外企业在中国市场开拓且获得商业回报？

“在WTO规则下，确实有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赢利，但同时大量中国企业也获得了更多公平、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资源分配的机会，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价值。这就是世贸接受中国，和中国加入世贸的伟大之处。”

王翔认为，中国企业与全球先进科技企业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这就是双赢；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和共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始终需要用全球最先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在相对公平的规则下，合作发展，是一种造福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

谈起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潮”，王翔说：“在2010年以后，我国大量制造业具备了出海实力，堪称经济奇迹。这取决于改革开放，亦获益于中国加入WTO。从目前趋势看，中国企业的强大制造能力、企业人才创新拓展、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全球市场机制中，非常有竞争优势。”

“科技企业赚钱，必须是先利人再利己。如果你帮不到别人，你就没法从别人那里获得收益。”在他内心，小米的最大成功是使全球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有机会使用到高性能的信息科技产品；高通商业模式的成功也是打破了技术垄断，使后进入者有机会参与竞争。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技术普惠，而这都是在WTO所创造的规则环境下得以实现的。

从小米退休后，王翔并没有完全闲下来。他的新身份有两个，一是创新企业的孵化人，二是成为不少中国科技企业的“出海顾问”。他最看重自己的第二个新身份，“我是科技领域的‘出海老兵’，经历过枪林弹雨，更熟悉中外规则，这可以帮到更多中国企业服务全球化的需求。”

2023年9月23日，印度巴拉穆拉地区一家手机店，店里同时售卖着中国品牌小米、vivo、真我和与韩国三星的手机。

有两件事让王翔具有忧患意识。一是包括科技制造在内的中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攀升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但还没有到顶端，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拿智能手机举例说，小米、OPPO、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加起来比苹果、三星都多，他们是赚了钱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只赚了这个产业大约10%的钱，而接近90%的钱，主要被苹果和三星赚走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能诞生具有标志性的全球重要科技型企业，颠覆性地引领相关全球产业的发展。”

另一件事是在当今全球市场环境下，中国企业如何开拓海外业务。王翔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是大趋势，对此他持乐观态度。具体到科技型企业出海，最关键的是要直面三大具体挑战：一是本土化、文化差异挑战，二是隐私保护挑战，三是知识产权挑战。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本地化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最高境界一定是本地化。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出海企业首先要做好对目标市场的本地化。”

他直言，中国“入世”20多年，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和全世界的企业家一样，具有全球视野，习惯于将生意本身立足于全球受众需求，在全球发掘商业机会，遵守各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则，敢于开拓创新，所以，“应该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