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形势正处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关键阶段。不久的将来，全球生育率将降至保持人口规模不变所需水平之下。这或许已经发生了。

几乎在所有地方，就各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参与情况的妇女而言，生育率都在下降。出生率日益下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情况以及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都有巨大影响。

在高收入国家，生育率在上世纪70年代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下，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走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降低。印度去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生育率现在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侧重研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吉泽斯·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说：“人口寒冬将至。”

许多政府领导人把这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紧迫问题。他们担心劳动力大军缩减、经济增长放缓、养老资金不足，担心儿童越来越少会让社会缺乏活力。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减少，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可能随之减弱，引发有关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能否长期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疑问。

虽然联合国尚未公布2022年和2023年的估计生育率，但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利用这两年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实际数据对联合国的预测进行了补充，从而得出了自己的估计值。他发现，各国出生登记部门报告的出生人数通常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0%到20%。

中国去年报告的出生人数为900万，比联合国的中间预测低16%。美国去年的出生人数为359万，比联合国的预测低4%。在其他国家，出生人数低于联合国预测的幅度更大：埃及去年的出生人数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7%。肯尼亚公布的2022年出生人数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8%。

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估计，去年的全球生育率已降至2.1至2.2之间，他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生育率首次低于全球人口替代率。

历史学家将18世纪工业化国家开始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称为人口结构转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动力减少了。并且由于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推迟了结婚和生育，从而导致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

一些人口学家将此视为“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的一部分，是全社会范围内对个人主义的重新定位，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婚姻和养育子女的重要性，少生或不生孩子变得更易被大众接受。

印度仍然贫穷，许多妇女不工作，这些因素通常会维持生育率，但该国的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非营利研究和教育机构全球老龄化研究所的主席理查德·杰克逊表示，城市化和互联网让一般由男性所主导村庄的妇女也能够了解以少生孩子和提高生活质量为常态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杰克逊称，人们融入了全球文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一度似乎抵挡住了全球生育率的下滑，但当地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国际组织“节制生育2030”的数据，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比例从2012年的17%增长到2022年的23%。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教授何塞·里蒙认为，这要归因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他预测，这将使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超过联合国的预测。杰克逊说，低生育周期一旦启动，实际上会重新设定社会规范，因此很难打破。他说：“你看到你的同事、同龄人和邻居生的孩子更少，这会改变整个社会风气。”

在美国，虽然一些州和联邦立法者已经在推动增加育儿补贴和育儿假，但他们一般都没有将提高生育率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不仅限于劳动力减少和社会安全福利不足带来的经济压力。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你生活在孩子们笑得很开心的社区，还是人们正在老去的社区？他表示，缺少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会造成儿童的社会隔离。”

在生育率没有逆转迹象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也在加剧。自新冠疫情以来，劳动力短缺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由于危机后出生率的下降，年轻劳动力的流入会不断减少，未来几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从而会给医疗健康和退休体系带来更大压力。

美国对冲基金风险管理公司的人口学家尼尔·豪指出，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持续恶化的人口结构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经历连续第二个“失去的十年”。

发达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引进更多移民，但这样做会带来两个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人口增长停滞，移民方案成为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场零和游戏。从历史上看，寻求引入移民的国家想要的是通过正规合法渠道进来的技术移民，但最近流入的却主要是非技术移民，他们往往是非法入境并申请庇护者。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将有更多的地区和社区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学校关闭和财产不再升值等等。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说，由于2007年开始的生育率骤降，招生面较窄的大学将很快就难以招满学生。万斯说，由于当地人口减少，乡村医院无法继续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