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一次教职员会议上，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克拉克·克尔曾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为教职员提供停车位、规定学生可以过性生活以及举办校友运动会”。

如果当时确实如此的话，数年后当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甚嚣尘上以及经过了十年平静后政治开始进入校园生活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这场动荡中，克尔升任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总校长一职，直到1967年被州长罗纳德·里根赶下台。里根认为他的管理作风不够果断。

管理著名大学的工作从未轻松过。今天的挑战包括：日益上升的成本、不断增加的政府监管、身份政治及相关抗议、不间断的筹款义务，以及疫情引起的非难。在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爆发了更多校园争议，尤其在美国的名校中。两名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校长丢了工作，巨额捐赠被取消。

在这种不确定性和骚动的背景下，一位前大学领导人就美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撰写了颇有见地的专著。在《抨击名校》一书中，1971-1991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他在劳伦斯·萨默斯2006年辞职后又当过一年哈佛校长）为精英型大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他指出，这些学校在美国以外很少见，它们大多是私立，但并非人们心目中该有的大学：它们招收少数最有才干的学生、聘请最有才华的学者，不成比例地培养了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领袖。

它们成功的核心是有能力从富有的捐赠者那里募集到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额投资基金(又称捐赠基金)。

作为反垄断和劳工法专家，博克对于“名校”的称谓感到不快，“因为它具有骄矜和傲慢的意涵”。但他辩称这些学校已作出的贡献以及仍在继续履行的义务是在“为国效力”，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经鞭策普林斯顿学生们那样。

博克的书主要是在回应对于名校的批评。他承认，进步人士抱怨入学标准排除了太多合格的申请者（而接纳了太多不应考虑的申请者，如校友亲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他声称，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一些替代措施——例如让符合最低要求的申请者抽签——对于为低收入年轻人提供平等机会并不会起到多大作用。

尽管博克驳斥了对于名校教员正在向学生灌输自由主义思想的指控，但他认为这些学校在解决“缺少保守派同事”的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确担忧这些名校的教育质量。他写道：“现在的学生花在准备功课上的时间似乎比以前少了很多。”学生们在“掌握”批判性思维、确定“希望在余生中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或是成为“积极和乐于参与的公民”方面，也没有取得很大进步。他把责任归咎于教职员工，认为他们重科研而轻教学，并乐此不疲地依靠兼职教师讲授入门性课程。

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尤其在三位名校校长在国会作证时表现不佳之后，更多的人失去了信仰、信任和信心。任何希望了解为什么连最出色的美国大学都落到如此地步的人们，通过阅读博克的反思之作将收获满满，尽管解决方案仍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