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笔者在广州参加了一次宴会。燕窝汤清淡丝滑，海参筋道弹牙，鱼肉鲜美透亮，蒸得恰到好处。不过，最令人难忘的还是最后上桌的那盅淡白色肉汤。汤是用鸡肉熬制的，可能还加了火腿和干贝，简单、朴素、完美。

对于西方人来说，用一道汤来结束宴会似乎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已习惯在用餐结束时吃甜点。但正如英国美食作家邓扶霞（Fuchsia Dunlop）在新书《宴会邀请》中解释的那样，汤品是厨艺的一种独特内在表达形式，就像歌手的歌声一样。而这道“透明的、几乎看不见的汤……泛着淡淡的金色，带着一股无法言说的魅力”，以其华丽浓郁的风味，成为宴会理想的结束语。

邓扶霞成长于牛津，毕业于剑桥大学和伦敦亚非学院。上世纪末，她在成都留学时开始研究中国饮食，而后多次到访中国。从本世纪初起，她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餐的书籍。

其中的《鱼翅与花椒》在饮食和文化界引起了广泛注意。它记录了作者多年来在中国学习、生活、旅行的经历和感想，反映了外国人对于中餐以及中国文化从排斥到接纳到热爱的过程。邓扶霞如此解释书名《鱼翅与花椒》的含义：“这是两种中国人会吃的、很有异域风情的、很与众不同的东西……我想用这两种东西来表达那些我在中国吃过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是我的经历的一部分。”

《宴会邀请》则是邓扶霞的第七本书。与她广为人知的著作《川菜》和《厨房革命》（关于湘菜的书）不同，这不是一本烹饪书。相反，她选择了30道菜肴，用每道菜肴来阐释中国菜的不同方面，进而阐述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

对于邓扶霞来说，这不像看上去那么离经叛道。就像英国美食作家戴安娜·肯尼迪在墨西哥或者美国作家葆拉·沃尔弗特在中东所做的一样，这些穷尽一生关注外国美食的作家更像是菜谱的收集者，而不是菜谱的发明者。邓扶霞精心研究的菜谱读起来就像一本微型民族志。

读者不会学到如何用虾仁烹制红烧柚子皮，而是会了解到中国厨师如何以及为何一直推崇不寻常的食材，比如一种巨大的柑橘类水果的苦涩果皮。一道看似不起眼，实则异常费工的菜——红烧鲤鱼尾是又一个切入点，用来讨论口感在中国菜中的重要性。

邓扶霞认为，西方人“传统上认为中国人吃动物内脏是出于贫穷和绝望”，而事实上，对鸡胗、软骨和海蜇嗤之以鼻，会让人对一系列口感“又滑又脆”的美食关上大门。

总之，邓扶霞以一种令人欣喜的博大方式，而不是以沙文主义的方式，为中国菜的优越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她展示了中国菜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如何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而变化的，以及它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同样令人信服的是，她指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菜”，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地外卖店能吃到的中国菜，既不正宗，也非假冒。相反，它像是一个散居的分支，反映了当地人的口味，也代表着美食的多样性。移民和冒险精神使中国以外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