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9日，韩国首尔，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们正在照看新降生的儿子。

2016年，韩国作家赵南柱的畅销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戳中了无数韩国女性的心。小说中，金智英的一生浓缩了女性可能面临的一切困境：在婆婆面前，她是逆来顺受的儿媳；在丈夫面前，她是无条件支持他的贤妻；面对女儿也必须藏起脆弱，成为她无坚不摧的好母亲。对读者来说，金智英是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时至今日，年轻一代韩国女性拒绝再成为金智英。在她们眼中，“金智英的故事已经是上个年代的事了”。围绕婚姻和生育话题，《凤凰周刊》与几位年轻韩国女性做了交流。她们当中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有已婚的丁克一族，还有尚未结婚的Z世代。有人生娃后放弃了出国继续深造的想法；有人生娃后重返职场，却发现原来的岗位已被人替代。在这些女性眼中，生活从来都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生娃后，第一次用女性定义自己

5月末的一个午后，北京国贸附近的星巴克，一个穿着冰雪奇缘蓝裙子的小姑娘正在她的妈妈怀里撒娇。

这位妈妈名叫素英，今年33岁。稍早前，她带着5岁女儿从韩国首都首尔飞来北京，探望在华工作的丈夫。为了能同记者安静交流，她从手机里找出了一部动画片，递给了女儿。

用现在的观点看，素英算是“英年早婚”。2012年冬天，她结束了美国的本科学业，返回韩国继续深造，并考取了首尔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她决定延迟毕业，先前往企业和各大研究所锻炼。“实习期间，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结果硕士还没毕业，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素英说，在她结婚的2017年，韩国似乎还没走到“现在这一步（指不婚不育）”。“当时的主流想法是，一个女孩子到30岁还没结婚，就很难再嫁出去了。大家会觉得，30岁是一个敏感年龄。这样的氛围中，我顺其自然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第二年，素英诞下女儿。

素英从没经历过小说中金智英那样的人生。从小她就是家里的乖乖女，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父母希望她能专心学业，也从来不让她做家务。“我会和班上的男生比成绩，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觉得有什么不同。”

“没想到，结婚生子后，我作为女性的角色突然间得到了强调。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用女性来定义自己。”素英解释说，身为妻子与母亲，她需要负担家务，照看孩子的生活，“这让我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女性身份认同，但这不是外界强加于我的。”

成为妈妈前，素英是一名妥妥的学霸。她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攻读政治外交学。硕士时期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哲学。说到原本的职业规划，她想了想说：“我想成为一名学者。”

素英本打算硕士毕业后，回到美国继续读博。但当了妈妈后，她改变了想法。最终，她选择了一份“对职场妈妈十分友好”的工作——在首尔一所高中当英语老师。“我们学校的女老师非常多，整个职场环境对女性十分友善。”

“我的人生出现了180度的转折。”素英笑言。对她来说，生活好像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有时她甚至觉得，过去的人生似乎没有太大意义。无论是从小到大的学霸头衔、美国顶级学府的求学之路，抑或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表的优秀论文，“对于养孩子来说，都显得一无是处”。

素英从此关闭了人生的挑战模式，不再主动、积极地设定目标。“当了妈妈之后，我的人生似乎转变为在打电子游戏，一路升级打怪。我会不断面临攻击，如果我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就已经赢了。”

最近，素英正在追一部大火的韩剧——《医生车智淑》。这是一部关于家庭主妇逆袭的爽剧。女主人公年轻时好不容易读完医科、获得医师资格，却为了家庭放弃事业。她每天需要伺候难搞的婆婆和“妈宝男”老公，老公还背着她出轨。随后剧情一转，家庭主妇一路开挂开启逆袭之路，似乎帮电视机前的韩国女性出了一口恶气。

素英被剧中婆婆的一句台词刺痛：“身为女人，就算在事业上功成名就，要是没有健全的家庭，一切都是枉然。”她认为，这代表了韩国社会的一种真实想法。“不是说这句话完全不对。但养育一个孩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重要的是，这件事是你被迫去做，还是自主选择。”

今年以来，带有强烈女性视角的韩剧层出不穷，“灰姑娘式女主”已成为过去，中年女性成为这些剧目的关注焦点：堪称现象级的《黑暗荣耀》直视东亚女性的悲惨境遇，其中有女性之间的蚕食剥削，也有温情的女性互助；《代理公司》讲述了大型广告公司女高管如何将事业推向顶峰的故事；《女王制造者》体现了女性政治家在尔虞我诈的选战中突出重围；《三十九》的主角是一群即将迈入40岁门槛的女性；《产后调理院》则以月子中心为背景，讲述身为高龄产妇的女主角所遭遇的生育灾难喜剧故事。

自打怀孕那天起，我的事业就没了

在咖啡厅接受采访时，素英一边安抚女儿，一边感叹：“我心里常常会感到不平衡。为什么女人生完孩子后，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男人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几乎毫无波澜。”

“虽然韩国男性有长达一年的育儿假，但事实上，一些爸爸并不是用它来照顾孩子、减轻妻子的负担，而是借机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比如通过司法考试，为职业转型做准备。”素英介绍说，“韩国的育儿假在孩子八岁之前都能休，一些爸爸也未必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请假，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韩国有句话是“职场妈妈是罪人”——像素英一样的职场妈妈深感对孩子“有罪”、对帮助自己带娃的长辈“有罪”、对上司“有罪”。这种负罪感源于韩国社会的传统认知——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方是妈妈。

今年年初，韩国雇佣劳动部在新一年的计划报告中表示，为防止女性工作经历中断、推广夫妇双方共同育儿文化，决定将双职工家庭夫妇每人的育儿假时长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六个月。对此，素英摇摇头说：“尹锡悦总统是真的不懂韩国女性为什么不生孩子。”

韩国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对职场妈妈友好的环境。除了超长的产假（三个月）及育儿假（一年）、各种生育津贴，一些企业甚至会在公司内部设立托儿所。然而，看似宽松的职场环境之下，重返职场的妈妈依然会遭遇各种无形压力。

生完孩子后，素英总共休了八个月的假。“在韩国，如果你只休三个月产假就返回职场，外人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妈妈。传统观念中，女性应该花更多时间陪伴新生儿。”虽然学校的工作比较稳定，素英依然会担忧休假太久，会丧失原本在职场中的地位与优势。

34岁的敏善现居首尔，自打怀孕那天起，她的事业就没了。

2012年大学毕业后，敏善进入著名的CJ娱乐公司，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制作人。“有一年，我跟随韩国某个知名综艺制作团队前往中国出差，还为导演做过翻译。”她向《凤凰周刊》回忆说，当时经常出差，自己在拍摄现场可以24小时连轴转、不睡觉。

之后的2016年和2018年，敏善接连生下两个孩子。当她休完育儿假重返职场后，原来的岗位早已被人替代。她被调往事务部，每天只能坐在办公桌前，做着结算和查看合同等重复性工作。怀孕以后，她就再没机会去拍摄现场，距离制片人的梦想也越来越远。

眼下让敏善发愁的是，自己的女领导丝毫不能体谅她。“我的领导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女性，一直在拼事业。每当我请假说要带孩子去看病时，她就会问我，‘为什么你的孩子总生病？’”

升迁也是敏善不敢奢望的事情。对像她这种到点就要下班的职场妈妈来说，“根本无法获得老板的信任”。

在韩国，员工往往会在下班后跟上司、同事一起去喝酒吃饭，这种聚餐通常被称为“hoesik”，它是韩国职场餐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如果在一个地方没喝够，还要更换地点继续喝。这个过程中，只要和上司把酒喝到位了，自然就更容易获得升迁机会。

不过，这种现象如今不再那么普遍。在年轻一代韩国人眼里，hoesik相当于是一种“无偿加班”，因而不愿配合。特别是疫情期间，韩国颁布禁令，晚六点后只限两人聚餐，酒吧被强制关闭，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职场文化遇挫。

自从有了孩子，敏善就很少参加公司聚餐。“虽然hoesik文化不如过去普遍，但在我们公司，依然会有年轻、单身的女性陪上司用餐、打高尔夫球。而晋升的机会也会倾向于她们。”她坦言。

2020年12月10日，韩国首尔江南区大峙洞，孩子们在前往补习班的途中。这里是韩国知名的高端补习班聚集地。

为了升职，我向上司保证“绝不生娃”

为了获得晋升机会，同样来自首尔的荷娜不得不向上司保证，“绝不生娃”。今年5月初，33岁的她作为韩国某大型企业代表被派驻北京。刚来一个月，她已经可以流畅地使用中文与记者交流。

“来华之前，我的上司经常问我是否打算生孩子。虽然他没有明说，但能给我驻华的机会，与我的表态应该有很大关系。”荷娜直言，当丁克一族是她和丈夫的共同决定，而这一决定确实对自己的晋升有利，“这样我才能更加专注于工作”。2022年，荷娜刚刚被公司评为“最有价值员工”。据她观察，这几年来，公司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职员，去年新入社的女员工甚至超过了男性。以至于她的领导总是开玩笑说：“聪明的男性实在太少了。”这让她有了更大野心：“我的同龄女性朋友中，还没有多少人进入公司高层，也许我之后有机会呢。”

今年年初，韩国猎头公司Unico Search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2022年韩国百强企业的女性外部董事比重超过20%，包括内部董事在内的百强企业女性高管所占比重首次超过10%，达到13.6%。同一时间，百强企业中起用女性外部董事的企业也从60家增至82家。分析认为，这主要得益于2022年8月生效的新版《资本市场法》。新法规定，资产总额超过2万亿韩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不得由单一性别垄断。

与此同时，韩国社会也出现了一股新风潮，那就是鼓励中老年女性重返职场。京畿道安山市最近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让你的梦想成为一份工作”的女性招聘会，一位50多岁的女性代表在会上说道：“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工作不要只看年龄。我们虽然年纪大，但孩子也都长大了，过着悠闲的生活。希望政府能为我们这些人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女性就业率为56.7%，其中25-29岁女性的就业率高达70.9%、30-34岁跌至65.7%、35-39岁仅为57.5%。专家认为，韩国女性工作经历因生育等因素而出现严重断层现象。据女性家族部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调查，近三年来有过中断职业生涯经验的女性比重从35%增加到42.6%，重新找工作所需时间从7.8年延长至8.9年。

“00后”拒绝贷款养娃

22岁的孝真来自韩国光州，如今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虽然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已经跟交往多年的男友达成了几项“共识”：未来一旦结婚生子，女方绝不当家庭主妇，男方同样要休育儿假，拒绝贷款养娃。

在韩国，“唯学历至上”的意识根深蒂固，因此育儿最大的支出在教育。孝真从小就明白，没有钱，根本无法让孩子获得好的教育。“我读中学的时候，虽然学校是义务教育，但上课外补习班很花钱，加上后来出国留学的费用，我已经给父母增加了很多负担。”她坦言。

过高的课外辅导费用一直遭到社会诟病。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课外辅导费达到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9.6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接受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每人月均支出52.4万韩元，同比增加7.9%。其中小学生支出增幅最大，为9.2%，然后依次是中学生（7.4%）和高中生（7.3%）。

“我们根本没钱买什么奢侈品，全部都给孩子花啦。”眼下，素英打算带孩子在北京生活三个月，然后再返回首尔。她刚刚给5岁的女儿报名了北京某所双语幼儿园，三个月学费约合7.5万元人民币。据她说，韩国稍好点的国际幼儿园，一年也至少要15万元人民币。

素英家住在江南区，这里是首尔有名的学区房聚集区。江南区的大峙洞更以“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而闻名。街区内，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到该区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市场经济。韩国媒体如此形容这里：“大峙洞的补习班已经不仅仅是公共教育的辅助手段。本世纪以来，它已然变成了撼动公共教育根基的庞然怪物。”

之前，素英也给刚上幼儿园的女儿报名了一家以培养综合能力著称的课外辅导班，每天上课2小时。不过，她坦言：“幼儿园、小学都是下午三点左右放学，送去辅导班也是为了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待到家长下班。”

相比之下，敏善似乎已经放弃了“鸡娃”。双职工家庭却没有老人帮忙，如何照顾孩子成为她和丈夫的首要难题。敏善开玩笑说“自己在给保姆打工”：“前两年，我每个月赚的钱都给了保姆。”在韩国，住家育儿嫂的月薪约为350万韩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家庭月收入的六成多。

由于白天无法陪伴孩子，敏善只能通过给孩子购买食物或玩具作为补偿。“每天下班到家都快八点了，他们已经准备睡了。所以我会从网上下单，购买他们爱吃的三文鱼、牛肉等，算是一点点补偿。”说到这里，她再次陷入愧疚，“每次我去幼儿园接孩子，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高兴。那在我接不了的日子里，他们会不会比较伤心？”

2022年2月23日，韩国首尔，市民从某家医院的妇产科外经过。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

“每次带小孩出门，都像个罪人”

据统计，韩国有近350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还有超过1.1万个专为儿童玩耍而设计的公共设施。但走在首尔街头，你会好奇，孩子们都藏在了哪里？

放眼四周，很多餐厅或咖啡厅的门上都贴有“儿童禁入区”（No Kids Zone）的贴纸。它指的是禁止13岁以下儿童出入的空间。在韩国，目前有542个儿童禁入区。这还不包括原本就不允许儿童进入的场所，例如酒吧和歌厅等。

当然，儿童禁入区并非韩国的特例。在美国和爱尔兰，同样有一些商店和公共场所不允许儿童进入；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一些航空公司甚至设立了“儿童免入”座位区。

只是在韩国，这种“恐惧儿童”气氛显得更为浓烈。舆论表明，大多数韩国人支持儿童禁入区。韩国民意调查公司韩泰研究（Hankook Research）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支持设立儿童禁入区，只有18%的人反对。支持者认为企业主有权控制自己的营业环境，反对者则指责这种做法侮辱了儿童，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公共场所存在的基本权利。

“曾几何时，大人也是孩子。为什么孩子的权利就可以被忽视？因为他们还小，没有发言权吗？”一位妈妈在网上质问道，“老年人也会大声说话，如果有商家把儿童禁入区换成老人禁入区，立即能引发老年群体的抗议。那为什么儿童禁入区就可以被社会接受？”

“安静”“不能跑”“别乱碰”，这是敏善在公共场合对两个孩子说得最多的三句话。但对孩子们来说，说话、奔跑、玩耍原本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虽然我说完他们会觉得惭愧，但却无法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社会对孩子实在太严苛了。”

有一次，敏善一家去某个西餐厅用餐。不远处，一个家庭正在开生日派对。吃饭时，她的孩子们偶尔会嬉笑吵闹，隔壁桌的长辈立刻呵斥道：“你们安静点。”“我其实很不喜欢韩国这样的社会氛围，每次带小孩出门，都像个罪人似的。”敏善抱怨说。

在韩国，因为“孩子吵闹”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2023年4月，一名50多岁的女性被警方逮捕，此前她因嫌公寓楼下操场太吵，竟然用刀威胁正在玩耍的孩子。2022年11月，首尔瑞草区一座高级公寓，部分居民因嫌孩子吵闹，禁止他们使用附近的游乐设施，因而与孩子的家长发生冲突。疫情期间，因孩子吵闹而产生的邻里纠纷，一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少韩国家长说，全国数百个公共设施被指定为“儿童禁入区”，只会让生养儿女变得更加困难。只不过，当韩国社会刚刚对此开始讨论和反思，这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在急速下降了。

（应受访对象要求，素英、荷娜、孝真、敏善均为化名。张楚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