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首尔的地铁里，面向老人、孩子、孕妇等特殊人群的粉红色座位上，越来越难见到怀有身孕的妈妈，那里坐满了打瞌睡的老人。午后的汉江边，挤满了把酒言欢的年轻人，却难见到儿童嬉笑打闹。

当韩国年轻人选择成为抛弃结婚、恋爱、生育的“三抛世代”乃至抛弃一切的“N抛世代”之际，越来越多“银发族”正在占领保安、保洁、出租车司机等岗位。

在涉及人口议题方面，韩国的数据早就触目惊心。2022年韩国出生人口仅为24.9万人，死亡人口达到37.28万人，减幅创下历史之最。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跌破0.78，创下世界最低水平。该国甚至有统计学家预测，最后一位韩国人将在2750年消失。

过去数十年来，韩国政府在促进人口增长问题上可谓开足马力，不但为婴幼儿的父母提供更多经济奖励，还提供怀孕、不孕不育治疗方面的医疗补贴。但结果却收效甚微。

造成低生育率的因素错综复杂，单一的政策往往很难见效。“（韩国总统）尹锡悦真的不懂女人为什么不生孩子”“这是历届韩国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或许来自韩国女性一针见血的回答，才能解开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之谜。

2021年1月4日，韩国京畿道水原市一家医院的新生儿看护室。截至2020年年末，韩国人口总数约为5182.9万，比一年前减少2万多人，这是韩国登记人口总数第一次出现减少。

当生娃成为一种选择

金恩珠今年39岁，结婚16年了。回忆起刚结婚时的情景，有一件事让她耿耿于怀。“刚结婚的头三个月，我的婆婆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只是为了确认我是否给她儿子做了早餐。”金恩珠说，“她会先给我打电话，得到答复后，再给我丈夫打电话，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自打2007年结婚以来，金恩珠一直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中挣扎。“家庭给我带来安慰的同时，也让我有了许多责任。”作为一家综合医院的护士，她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加完夜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后，她还需要兼顾家务。金恩珠的婆婆和妈妈都是家庭主妇。在传统家庭长大的她，曾经认为做家务是女人的天职。

韩国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时至今日，“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依旧盛行。尤在父权文化影响下，评价一名女性是否优秀，往往与她是不是贤妻良母、能否相夫教子和照顾公婆画上等号。

最近为了获得“解脱”，金恩珠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每个月付给公婆100万韩元（注：1韩元约合0.005元人民币）作为赡养费，不再与他们来往。

像金恩珠这样逃离原生家庭束缚的韩国女性不在少数。一位受访的韩国年轻女性向《凤凰周刊》提供了当下相亲时的“小贴士”：“绝不找家中长子，免得要负责给公婆办生日宴”“别找有多个姐妹的男性，因为她们会对你指指点点”。

谈到这种变化，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学者张景燮（Chang Kyung-Sup）指出，在东亚社会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曾经能为孤独的个人提供温暖、承担风险，但这一作用正在弱化。“如今的社会已蜕变成以个人为单位、提倡男女平等、谋求个人发展的新形态。”

在张景燮看来，一种“逃离传统家庭主义的个体化战略”正在韩国兴起。“为家庭牺牲来换取家庭庇佑”的想法已被淘汰，对于部分女性而言，家庭反而成为阻碍其个人发展的绊脚石。

33岁的荷娜（化名）和丈夫选择成为丁克一族。当她向双方父母表达“决定不生小孩”的想法时，后者脸上充满了不解与惊讶。“这是我和丈夫共同作出的决定。”荷娜告诉《凤凰周刊》，“虽然直到现在，我们的父母仍在企盼孙子的降生。”

荷娜说，她之所以拒绝生育，是因为没有自信能养好孩子。“此外，生娃不值得牺牲我的事业，我也不想让任何一方老人参与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有研究表明，1991年，90%以上18至49岁的韩国已婚女性认为，生孩子是一生之中必须做的事情。到了2021年，同年龄层的已婚女性中，认为必须生孩子的人数比例已经降至42.8%，另有16.6%的已婚女性认为，不生孩子也无所谓。

随着观念发生变化，周围的一切也在跟着改变。眼下，父亲单独带娃逛商场的现象明显变多，甚至成为某种“时尚潮流”。而在2022年，韩国休育儿假的劳动者为13.1万多人，同比增加18.6%，其中近三成为男性。

即便如此，也未能打消女性“不想生”的念头。毕竟，生育不再是韩国女性的人生必选项，而是其中一种选择。

消失的学校和行政区

当不婚不育成为普遍现象，韩国社会已经有了末日感。如今在韩国228个市、道和区中，约一半面临人口锐减导致行政区划撤销的危险。

从细分数据来看，有45个地区处于消失高风险，相较2020年增加了11个；68个地区步入消失危险，92个地区需注意消失风险；处于正常状态的地区仅有23个。与此同时，日托中心和幼儿园正被改造成养老院，妇科诊所接连关闭，殡仪馆不断开张。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近三年间，每年有超过2000个幼儿园停业。从2017年开始，全国至少有82处托儿所、幼儿园变更为养老院。

韩国教育部的数据亦显示，截至2022年3月，包括小学和初高中在内，韩国共有3896所学校关停。关停学校多集中在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等地区。而在韩国6200多所小学中，有131所小学新生入学人数为0，125所小学只有1名新生。

在首尔市广津区，有着40年历史的华阳小学于2023年3月正式关停。学校的62名学生被分配到邻近的圣水小学及长安小学。

华阳小学附近的文具店曾经人满为患，学校关门后，这里开了一家房地产中介。不远处有一家咖啡厅，50多岁的咖啡厅老板娘告诉《凤凰周刊》：“因为学校学生越来越少，文具店在四年前就关门了。”

老板娘的儿子也是华阳小学毕业的，得知学校关门感到惋惜。“大约10年前，我们就听说学校有可能要被关闭。”老板娘回忆道，“我最后一次见到这里的学生是在2月底，也是关门前最后一天。孩子们放学后也没有哭，毕竟他们早就知道要转学的消息了。”

老板娘说，“这里也不再适合孩子们了。周边开了好多酒吧、歌厅、服装店，如果我是父母，不会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学习。”2020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华阳小学所在的广津区华阳洞，有79.11%的家庭处于一人独居状态。

5月的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首尔道峰高中的操场上，几名高中生正在跑步。这是他们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这里位于首尔东北部的道峰区，因其境内的名山道峰山而得名。道峰高中是首尔第一所被裁撤的高级中学，将于2024年2月正式关停。

临近放学，一位卖鱼饼和年糕的大叔在学校旁支起炉灶、放着民歌，等待学生光顾小摊。他在这里摆摊数十年，谈起学校即将关停，不禁伤感起来。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位大叔向《凤凰周刊》说道，“道峰山风景好、空气好、水也好，很多首尔（市区）的老人最近搬来这里，但年轻人却越来越少。比起新鲜空气，他们更喜欢去市中心生活。”

面对学龄人口下降的现状，尹锡悦政府在2022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希望从2025年起，将韩国小学的入学年龄从目前的6周岁降至5周岁。事实上，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执政期间都提出过类似构想，但因阻力过大而未能成行。

去年的方案公布后，数万名家长在互联网上签名表示反对。亦有民间团体来到位于首尔龙山的总统府前抗议，还打出“教育部请道歉”“不能忽视儿童发展”等标语。这股反对情绪，一度让尹锡悦政府陷入信任危机。

遭遇闭门危机的又何止中小学，韩国高校也难以幸免。在2023年韩国大学定期招生（全国统一招生）中，韩国14所大学的26个专业无人报考。其中，约80%的大学位于岭南、湖南地区。此外，近五年间，韩国地方大学的20多个专业已全部消失。

有韩媒戏谑称，地方大学倒闭的顺序将由南到北，与韩国樱花开放期的顺序同步。

韩国人口负增长与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是导致地方大学招生难的主要原因。据韩联社报道，高中毕业后，许多来自地方的学生选择去首尔读大学并留在首都圈生活。地方人口因此不断减少，地方大学也纷纷倒闭，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今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地方大学走上合并或关闭的道路。

有分析认为，关闭大学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大学不仅是年轻人学习的场所，也可以是中老年群体接受教育的地方，如果各个大学能开发针对不同年龄层的职业教育项目，并降低门槛，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招生难的危机。

韩国生育政策大转向

过去的半个世纪，从“计划生育”到“重金求子”，韩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巨大转变。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许多人从农村迁往大城市工作，首都圈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首尔从一片废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都会。韩国铆足了劲儿搞经济，而发展得靠人来推动。当时的韩国人对生孩子充满热情，1960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6.2。1955年至1963年，韩国迎来一波婴儿潮。

为此，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抑制生育的政策。政府宣传新的生育观念，推广节育技术，鼓励民众将生育子女数控制在1至2名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仍在实施上述“计划生育”政策。

1983年，韩国人口形势迎来拐点，达到仅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1997年经历金融危机后，韩国生育率保持下降势头，从1960年代的6.0骤降至1.6，并从2001年正式进入“超低生育社会”。

长达30多年的人口限制政策，不仅对韩国民众的生育行为和观念造成深刻影响，也让政府对于贸然调整生育政策顾虑颇深。

200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8，刷新世界最低纪录，韩国学界称之为“1.08名冲击”。自此，韩国政府才意识到少子化的严重性，决心改变人口政策方向，将提高生育率作为新的政策重点。

韩国政府于2005年正式启动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并于2006年提出新的战略目标，希望在2020年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6。而从2006年起，韩国政府每隔五年会发布一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规划》，至今已经发布了四轮。

然而，一系列规划依然没能提升生育率，韩国总和生育率自2018年起首度跌破1.0，之后进一步下降，并在2022年跌至0.78，再次刷新世界最低纪录。

韩国2020首次出现人口自然减少，之后2021年、2022年的人口自然减少规模都较前一年有所扩大。据统计，韩国17个市道行政区中，仅世宗市2022年出现人口自然增长，其余16个市道均为人口自然减少，其中庆尚北道、釜山市和庆尚南道的人口自然减少规模位列前三。

2023年2月22日，韩国光州，当地公务员正在比较各地区过去两年内的出生率数据。

劳动力不足阻碍经济发展

谈到少子化问题时，最具紧迫感的不是个人，也不是家庭，而是国家。随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剧，韩国劳动力市场已出现严重短缺。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推算，韩国劳动力将从2020年的3738万人减少到2040年的2852万人，2060年将进一步减至266万人。另据韩国央行预测，未来十年，制造业的雇佣人数将大幅减少。其中，低技能制造业的雇佣人数将从2022年的196万人减少到2032年的176万人，减幅达到10.2%。

这种背景下，如何保住人才成了韩国的国家级课题。据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调查，从2019年起，韩国理工类研究生院的招生人数不断减少。预计到2025年，理工类硕士、博士生人数将减少到目前的一半以下。“考虑到各大学现状，到2025年，恐怕只剩2050多所大学还能运营理工类的研究生院。”

劳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到韩国的经济发展。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在《2075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由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韩国将在2050年失去经济强国地位。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更是悲观预测，2050年韩国经济增速将跌至0.5%，并警告如不推动结构性改革和生产力发展，增速可能归零。

眼下，韩国制造业已经面临招工难的情况。2022年竣工的LG电子昌原工厂仅雇用到30多名员工，其他工作只能由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代替。

钢铁行业的一线生产人员也在锐减。一位韩国钢铁企业相关人士抱怨说：“如今深度了解钢铁领域的人才越来越少。由于选择人工智能、大数据、电池领域的专业人才变多，钢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必将下降。”

作为韩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业同样遇到人才瓶颈。根据首尔大学教授李哲熙的预测，从2030年起，韩国汽车业将面临2.5万名工人短缺的情况。而从2024年到2029年，汽车和拖车制造业20至24岁的劳动力规模将从约49万人降至约46万人。

为此，韩国政府今年投资约224亿韩元，希望在汽车行业培养2233名熟练的专业人才。韩国产业资源部计划在今后几年里继续增加投资，到2030年为止，将熟练工人增加到3万人。

另一个支柱产业——半导体行业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未来10年，韩国半导体行业预计将面临至少3万名工人短缺的问题。在此期间，半导体行业每年会创造约1500至1600个新职位。但韩国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每年仅为650人，不到该数目的一半。

业界悲观认为，按照目前劳动人口的减少趋势，到2035年，即使像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大企业，也难以保证能拥有足够劳动力。由于国内从业人员短缺，这些企业不得不出走海外，前往中国、美国和东南亚投资建厂。

2023年2月23日，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当地一家日托中心遭遇闭店，负责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查。过去四年来，由于生源短缺，该国大量日托中心倒闭。

政府“重金求子”却收效甚微

为了提高生育率，“花钱催生”成为韩国历届政府的“杀手锏”。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从2006年到2021年间投入了280万亿韩元用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另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2022年全体地方自治团体的生育支援政策预算为1.809万亿韩元，比2021年增加了26.8%。

早在李明博执政时期，就提出过“给子女的最大礼物是弟弟妹妹”这样的口号，并将制订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作为政府最优先考虑的课题。

朴槿惠上台后，韩国政府在2013年通过《婴幼儿保育法修订案》，将无偿托育对象由就学一年前的幼儿扩大至0-5岁的婴幼儿。自2017年起，政府将不孕不育的手术费用纳入健康保险，并为19至39岁的新婚夫妇、大学生等年轻群体提供公租房。

文在寅任内更是签署“重金求子”行政令，通过支付生育奖金、增加儿童津贴和育儿假津贴，改善婴幼儿父母的生活质量。2018年6月，政府还推出了允许女性劳动者休假三天，带薪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等关怀政策。

2021年6月，韩国国会通过“韩国国民健康保险法”实施令修订案。根据新法，2022年起怀一胎的补贴由60万韩元上调至100万韩元，怀双胞胎等多胎补贴由100万韩元上调至140万韩元，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产妇可额外获得20万韩元补贴；补贴使用期限将由孕期至分娩（包括流产）后1年延长至2年；新生儿诊疗费、治疗药物费使用期限由1岁放宽至2岁。

到了尹锡悦任上，“大撒币”的行为依然未停。2022年12月，韩国中央保育政策委员会开会敲定“第四个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提出今后五年（2023-2027年）保育服务发展方向。根据计划，韩国政府将从2023年1月开始新设“父母津贴”，向1岁以下婴儿家庭每月提供70万韩元补贴，向1岁至2岁儿童家庭每月提供35万韩元补贴。到了2024年，相关补贴将分别上调至100万韩元和50万韩元。

除“父母津贴”政策外，政府还将整合托儿所的运营机制，提高相关利用率；扩大托育服务时间和对象户，提高托育质量水平，逐步延长对重度残疾儿童的托育时间；提升保育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建设；扩大国立和公立托儿所的运营数量，到2027年将这些公立服务机构利用率从目前的37%提升至50%，并缩小地区差异等。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也将财政收入向鼓励生育的政策倾斜。

在全罗北道茂朱郡，新生儿监护人能以孩子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向新生儿家庭提供价值20万韩元的福利。忠清南道天安市为低收入阶层提供300万韩元的产后护理费、向工薪阶层提供50万韩元的分娩支援、向怀孕3个月至产后3个月的孕产妇提供30万韩元的交通补助。首尔麻浦区新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为孕妇提供支援服务，包括快递叶酸、补铁剂、母婴保健手册等物品。

然而，以上种种氪金手段，效果却微乎其微。就连尹锡悦也不得不承认：“过去16年间，韩国政府为支援新手妈妈、鼓励生育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结果生育率却下降了超过25%。”

这也让政府开始剑走偏锋。据悉，韩国政府正在拟定新的刺激生育计划，提出若男性在30岁前生下3个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免除兵役。根据韩国现行兵役法，拥有韩国国籍的男性最晚需在28周岁时入伍服役。若遇特殊情况，入伍年龄可延至30岁。

目前该计划仅在讨论阶段，但外界对涉及兵役的措施感到不解，执政党内部也有人批评这是一项“不成熟的政策”。更有网民炮轰，“这会让很多人故意不避孕”“会出现很多读高中的爸妈”“这是把女人当作生育机器”。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是绞尽脑汁。

5月中旬，首尔市政府推出新版“催生”计划，为多孩家庭提供更多优惠措施。新计划将降低多孩家庭的界定标准，养育两个及以上子女即可被视为多孩家庭。政府将从住房、教育等方面对这些家庭提供优待和支援。首尔市长吴世勋说：“在人们不愿意生孩子的时代，养育不止一个孩子的父母是英雄。”

去年9月，有媒体披露，韩国超过35个地方政府发布了“向与外国新娘结婚的农村男性提供结婚补贴”的章程，补贴额从300万韩元到1000万韩元不等，补贴范围不仅包含结婚费用，还包括机票、住宿、中介等“相亲”费用。韩国男性在中介网站上敲定“候选人”后，通常会飞去女方所在国见面。

更早在2016年，韩国某地政府甚至发布了一份“生育地图”，显示出韩国不同地区有多少育龄妇女。这很快引发抗议。一些女性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的子宫不是国家公共产品和婴儿自动售货机”，地图随即被撤下。

“生育率低迷是一个结构性和系统性的问题。”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李相林（Lee Sang-lim）向《凤凰周刊》直言，“政府投入很多是真的，但收效甚微。目前的经济支持政策只能解决其中很小一部分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杨（Andrew Yeo）则认为，韩国政府“重金求子”的做法是一种“权宜之计”。“补贴是明显能看到的东西。政府会说‘是的，我们正在做这些尝试’。但这与提高生育率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艘急需扭转的大船。”

性别战争正在阻碍生育

韩国历届政府都未能扭转过去十年来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尹锡悦政府的政策可能会使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韩国作家、前法新社记者郑河园（Hawon Jung）最近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直言：“韩国正在加剧的性别战争，阻碍了解决生育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火之花》（Flowers of Fire）中，郑河园引用一手资料介绍了韩国女权运动的真实情况。该书的写作背景与“MeToo”运动在该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作者想要向世界展示：韩国女性不是娇嫩的花，而是如火焰一般。

“近年来，韩国经历了一场强大的女权运动浪潮。”郑河园说，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推动了韩国的女权运动，但它也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比如2016年一名22岁女性遭某男性残忍杀害。据说，这名男性感到被女性“忽视”。郑河园说，这场运动给了韩国女性“一种新的语言来定义那些她们常常感受到的不公”。

只不过，愈演愈烈的女权运动也引起反噬效果。“有些人认为女性做得‘太过分’了，男性成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郑河园说，韩国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男子中，有一种对女权主义的“明显”反感。

去年的韩国大选，尹锡悦正是利用这种对立情绪上台。他宣称“韩国制度上的性别歧视已不复存在”，并发誓“将对虚假的性侵报告给予严厉惩罚”。尹锡悦甚至将韩国的低出生率归咎于女权主义，暗示它“阻碍了男女之间的健康关系”。

韩国政府最近决定，将“性别平等”一词从学校教科书中删除。各种政策课题中，“女性”一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年发表的《从统计看的女性的生活》变成了《从统计看的男女的生活》。“以前倡导（性别平等）或旨在解决社会中性别歧视的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转而强调女性作为母亲或家庭照顾者的传统角色。”郑河园说。

处于风口浪尖的还有女性家族部。尹锡悦竞选时一度宣称将废除这一部门，认为该部门将男性视为“潜在的性犯罪者”。但在重重反对声中，这一部门得以保留。不过，外界注意到，女性家族部2018年制定的部门口号“将平等变为日常”，如今变成了“总是坚实的家庭”。女性家族部部长金贤淑因此遭到韩国妇女团体的批评。

女权运动是否阻碍了生育率？悉尼科技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专业副教授、韩国女性运动专家郑敬子（Kyungja Jung）认为，不应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社会习惯将所有问题都归罪到女性身上，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更多依然是结构性的不平等”。

过去十几年间，韩国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中性别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2021年，韩国的性别薪酬差距为31%——为该组织平均水平（12%）的两倍多。另外，在2019年的韩国双职工家庭中，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3倍以上，但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69%。

面对越来越多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厌女症、或明或暗的职场歧视，女性选择“生育罢工”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造成低生育率的因素错综复杂。之所以出现“三抛世代”乃至“N抛世代”，也是缘于高昂的生活费、高涨的失业率、不稳定的住房或者竞争性的教育，其中每一项，都能成为阻碍生育的推手。

荷娜和丈夫之所以选择当丁克，正是因为住房问题。在她生活的首尔，房价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她坦言：“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再考虑生孩子吧。”

研究韩国家庭生活的哈佛大学社会学者Paul Y. Chang为此提出假设，如果为所有失业的男性提供住房，我猜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就会少一些。“同样，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迫使公司向女性支付与男性相同的报酬，向她们提供与男性相同的晋升途径，我相信这会削弱所谓女权主义的优势。”他直言，“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人们才能轻松规划包括婚姻和孩子在内的未来。”

（张楚蓉、思齐、曹林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