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湾区”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道人生的分水岭。

更多的人开始更频繁地在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穿梭，互相了解，互相融合；更多城市间的合作不断深入，向渴望发展、寻找机遇的人打开大门。

5年过去了，这里变成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无数优秀青年到此求学、创业、就业，在这片热土上起航，追逐自己的梦想。

《凤凰周刊》采访了三位大湾区的“80后”，他们在2017年前后选择离开熟悉的家乡奔赴异地工作，有的从内地去香港，成了“新香港人”；有的从香港到内地创业，把家安在内地。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直播卖中古包，我第一次被内地市场震撼

——萧柏耀，1987年出生，香港人

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想过我会离开香港。

毕业留校工作了几年后，2015年一个广州朋友希望在香港开一家奢侈品回收的工作室，邀请我过去，这算是我走进这个行业的契机。

当时我们那家店在海港城楼上，做得还不错，有30人的规模。2017年的时候，老板希望我去广州总部帮他们做一些新媒体的工作，于是我就去了广州，这是我在内地的第一站。

在这之前，我对内地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只在很小的时候去过潮汕老家，时隔太久已经记不清了，再就是大学期间短暂去过云南做社会服务。

到内地的第一年，刚好《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我记得那之后不久，广深港高铁就开通了。从那以后，我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去广州南只需要四十几分钟。如果在以前，需要坐大巴从深圳转动车，路上差不多要三个小时。

香港人很注重“家文化”，我虽然在内地工作，但每周末都要回家，高铁真的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2018年的时候，港澳居民居住证就可以办了。香港人坐高铁，订酒店、机票、景点门票，都可以用港澳居民居住证，基本可以和内地身份证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极大的方便，比回乡证要便利太多。

2020年可以说是二手奢侈品行业的发展元年。以前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业，疫情影响下，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闲置物拿出来换钱。尤其是在线购物直播的兴起，在短时间内推动了二手奢侈品的回收寄卖和流转交易的繁荣。

这是难得的机会，我决定抓住。2021年，我加入了现在搭档的公司“新月中古”，成为合伙人。

刚创业的时候，最怕政策问题。当时深圳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联和香港青协三方发起成立的服务平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很耐心地解释怎么理解政策、怎么申请补贴，帮我们跨出了重要一步。

我们公司发展得很快，最开始在深圳南山一个50平米的公寓楼房间里，一个员工都没有，打包发货都是我和其他合伙人亲力亲为。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去了一座写字楼，上下两层一共150平米，营业额从原来的每个月几万元翻到现在的百万级。

内地是个广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是香港无法比的。

比如我当时在香港无论怎么做，顶破天一个月也就卖30-50个包包。到内地来，我们开了直播，带来的销量真的很夸张，那是我第一次被震撼到。当时我所在的那家公司旗下一个主播，一个月能做1000万的业绩，按照5000元的均价，就是2000多个包，这在香港市场是很难想象的。

为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并于2021年3月23日至24日举办“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招聘博览”。

来深圳2年，我创业还算比较顺利，而且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脑海里有了“成家”的概念。

我们最近在看佛山的房，打算买一套，以后就在内地定居了。

香港人在大湾区置业有不少政策支持，这是我选择留在内地定居的一个很大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香港人在这边买房不需要被社保绑死，还可以找香港的银行做贷款

这让我很动心，也很安心。

刚来内地的时候，我的许多朋友是不理解的，当时的香港人对深圳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了解得很少。

但这几年他们看到了我的事业发展，好几个朋友有了兴趣，想到内地来看一看。

我在两边都生活过，感觉现在内地生活的便利程度比香港要高，包括外卖啊、买菜啊、打车啊，也很适合老人养老。

我有尝试劝我的爸妈来内地生活一段时间，但他们还是习惯了在香港生活，不知道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改变想法。

中环写字楼里的“新香港人”

——Shirley，来自湖北一个十八线小城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我去了大湾区一个三线城市做中学教师。一个女孩子能在广东城市里做编制内的老师，我父母当时很满意。

但我觉得不适合。

两年后，我决定重新开始，申请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在武汉一所211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准备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去香港。

2012年，我只身来到香港。

最开始，高物价和“紧凑”的居住环境让我很不适应。那时候租的房子是一个两房一厅的卧室，10平米6500港币的月租，押二付一，连客厅都住着人。

这个价格在2012年的内地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武汉高校附近的小单间，只需要几百块钱。

相比于这些，来香港之前，我更担心生活和文化上的冲突，但后来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我在港中文修的是授课类硕士，本来就以内地学生为主，所以我们班上当时几乎70%的同学是内地人，本地同学多数是part-time在读。他们非常友善，很乐意当我们的向导，给我们介绍香港各方面的情况。

毕业后，我在一家内地排名前十的券商香港分公司顺利拿到offer。公司在中环的其中一栋写字楼里，我的工位刚好对着维多利亚港。

“中环金融民工”，我经常这样介绍自己。

和内地相比，香港的职场环境对女性，尤其像我这样的“大龄”女性比较友好。在香港，很少听到35岁职场淘汰论，面试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问“你是否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

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心态，良好的秩序感，相对健康的饮食习惯，便捷的交通，我喜欢这座城市。

大湾区的概念提出后，生活在香港的人，感觉到了很多变化。

走在街头，尤其是中环街头，普通话的声音越来越多。午休时候，我经常能在大楼底下看见几个白领，用带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聊天。

好吃的川菜、湖南菜等内地地方菜餐馆，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香港的街道。

京东、阿里等电商先后在香港布局，网购到香港变得非常方便，时间上只比内地多几天，运费也没有多多少。

疫情期间，丰登田园这样的社区团购电商将内地社区团购生鲜食品的模式带到香港，虽然香港线下购物非常便利，但是特殊时期，这些电商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现在在香港能够通过一些内地公司运营的社区团购平台，买到内地各种时令蔬菜和水果，也稍微安慰了一下我们这些不能回家的港漂们的胃。

三年前，我在香港已连续居住满七年，递交了香港永居申请，换了身份证、拿到新护照。

拿到永居之后，我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前在内地工作时，在那座城市买了一套大房子，卖掉它加上一些存款，我凑齐了香港的首付。

终于，在香港我不是一个漂着的人了。

2013年的时候就有数据说，香港总人口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我相信这个比例这几年已变得更大。

身为“新香港人”的一员，我很自豪在香港这座人才济济的城市生存了下来，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也希望未来两地能够更加紧密，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内地获得了“五四奖章”

——陈贤翰，1988年出生，香港人

201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开启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但是我一直觉得香港的市场比较小，而且竞争特别大，所以在香港创业很艰难，失败率特别高。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后，两地的交流变得频繁了起来，我开始考虑将事业迁往内地。

2017年，我透过广州市天河区委统战部的帮助，开始慢慢地探索内地市场，研究港澳青年群体在内地的优势和定位等等问题。

第二年年初，全新的大湾区创业之旅就开始了。

我和几个同样在大湾区创业的港澳青年共同成立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我还出资1000万元与天河区政府共同创办了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总部创业基地，利用自己的实战经验和亲身经历，帮助了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发展。

这些年刚来内地的港澳青年，大多会遇到一些相同的困难，比如对国内的政策、法律、文化等都非常地不了解。这其实是大部分想来内地的香港创业者最在意的问题，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这些因素，他们不敢往前踏出第一步。

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他们提供创业空间配套，也免费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创业孵化服务，包括：公司注册、银行开户、会计报税、法律咨询、人事招聘、市场资源对接、一对一创业导师等免费服务。

其实这几年，对来内地创业的港澳青年，各地有很多政策支持。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除了港澳青年人才公寓等政策外，还有针对港澳人士子女读书问题的“港澳青年子弟学校”、港澳青年在内地创新创业的税务优惠政策、港澳青年创业贷款政府担保计划等等，让他们能在内地稳定发展，安居乐业。

从2018年至今，我们一共服务了8000多名港澳青年，吸引了800多名港澳青年会员到大湾区发展，也成功孵化了200多家港澳青年企业在大湾区创业落户，里面有超过8家企业市值超过了1亿。

2020年，我获得了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站到了领奖台上。我把这些理解为，自己在内地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认可。

2018年是我进入内地创业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回想我们上一代的创业者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成功进入了内地发展他们的事业，很多人会说，在这个年代，机会不属于80后、90后。

但我觉得，现在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正是我们这一代的香港青年，进入内地发展的一个黄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