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召开的杰克逊谷地经济研讨会上，各央行官员们对通胀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指出，通胀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通胀前景更加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一个论点很容易被驳回，因为官员们总是抱怨世界在他们任职期间充斥着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然而在2023年，他们这么说有一定道理。目前全球经济正在发生五个重要转变。

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转变是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从降低通胀转向控制通胀。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已经大幅放缓，欧洲也在放缓，但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都明确表示，现在还远远没到央行官员可以庆祝胜利的时候。

美国内需的强劲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通胀率过高。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目前的估计，第三季度的年化增长率有望达到6%。虽然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但美国经济太热了，需要降温。在欧洲，商业前景暗淡，但物价——尤其是度假胜地的物价——和工资仍在快速上涨，这增加了经济长期陷入滞涨的可能性。

美欧都需要时间来调整，以转向低通胀和可持续增长。这就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采取加息措施，直到通胀压力消散为止。但现在要评估通胀风险何时减弱似乎难上加难，因为全球经济的第二个重要转变是供应情况很不稳定。

以前，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根据已有的需求指标，将其与可持续增长的恒定年率进行比较，就能大致了解通胀压力如何。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三年的疫情和能源危机已使这种分析变得无用。

相反，从疫情封控、全球供应链断裂到俄乌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供应冲突，经济分析必须涵盖极端的供应变化。就连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也时时在变，极难评估。

例如，美国适龄劳动力参与率在2021年出现下滑，但最近又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快速复苏迹象。法国的劳动力供应情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但这远非普遍现象，在英国，人们不愿工作或无法就业的现象仍相当明显。

英国央行正面临最艰难的权衡，它不得不应对供应问题，包括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商业投资持续不足、久病无法工作的人数激增以及能源危机等问题。英国央行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矫正这些问题，但它必须确保需求得到充分抑制，以便更有力地挤压通胀。这需要一些勇气。

如果说英国央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供应受限，那么第三个转变则与公共财政有关，而且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表现得最为强烈。简单地说，美国政界人士不愿在预算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克制，这给美联储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美国本财政年度已经过去了超过10个月，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联邦预算赤字是上一年同期的两倍多。现金收入则下降了10%，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个财年高出约7%。与十年前相比，美国经济已经从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体系，转变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体系。而由于面临类似的国防、人口和气候挑战，这样的趋势转变也可能蔓延至欧洲国家。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第四个转变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印度的经济前景。新德里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又凸显了全球经济的第五个转变。印度的快速扩张在全球是个异数。在其他地方，生产率增长已经放缓，各国纷纷筑起贸易壁垒，重视供应链韧性甚于效率。在这样的环境下，全球增长的正常步调将会放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每年增长约4%是可持续的扩张步调。这个数字在本世纪10年代下降到3.5%左右。现在看来，这一增幅似乎进一步下降到3%了。考虑到地球的健康，放慢提高生活水准的步伐对降低碳排放有帮助，但全球增长放缓势必会使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变得更难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