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南方一位父亲带孩子参观某大学时，被保安拒之门外，此视频在网上风传，让“大学能否对外开放”的话题，再度引发媒体和网友热议。官媒《半月谈》发表评论称，大学应把如何“开门”一事尽快提上日程，答好这道必答题。开还是不开，大学应该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只有开放才是正常的，才是生活的常态。

“大学能否对外开放”原本不是问题，近年却屡屡引发公共舆论的议论。不少大学似乎从封闭式管理中，尝到了某种甜头；某些地方竟然还催生出一群靠出售入校“门票”牟利的“黄牛”，价格在20元至100元不等。

如今已有部分大学开始向社会开放，只是这些大学增加了提前预约、持证登记、接受查验、微信申请、定期开放等条件。各大学担忧的理由都差不多，或担心开放后人员混杂影响师生安全，或担心影响教学秩序，或担心学校资源被过度占用，环境设施被破坏。这些担忧其实毫无必要。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所有大学大门基本上都是对民众开放的，那时没有什么监控摄像头，并没有大范围出现人们如今担心的这些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民众素质只会比那时更高，何况又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监控和安保设施，这些担忧实无必要。

大学原本就有教化社会、启迪民智之责。无论在哪个城市，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不仅是公共资源，也是集聚了思想、知识、理念的文化高地。它不只是属于学校的资产，更是可以让社会和民众共享的文化资产。前些年很多地方搞试点，不单对民众大开校门，而且把大学的图书馆、体育场馆、博物馆、重点研究基地、信息资源等，都列入了向社会开放的范围中，并可根据实际成本收取适当费用。在共享经济火爆的那几年，一些大学甚至推出了“共享宿舍”“共享食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这些学术、科研、文化和社会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少地方的教育管理部门都认知到，将大学资源对社会开放，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民众能主动走进大学，感受一些大学的人文气息和自然风景，对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来说，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北大之所以过去在民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与它开门办学的思想有关。从蔡元培时代起，北大就打开了自由的校门，任何人都可以去免费旁听北大的课程。从那个年代直到本世纪初，旁听者都可自由进入北大听课，甚至能免费领取讲义、借阅图书，因此北大成为大学造福社会的一个象征。

欧美的大学更是如此，没有围墙也没有门卫，有的甚至连校门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标识，你甚至分不清哪里是民众市区，哪里属于校园，民众也可分享大学的部分资源，如图书馆、体育馆等。在这些大学管理者的心目中，到大学的都是客人和朋友，大学属于整个世界，也永远向所有民众开放。有的大学甚至设有专门的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免费提供校园地图和参观要点等。即便像哈佛这种私立大学和西点军校一类的军事院校，也是对民众开放的。按说哈佛这种私立大学，建筑设施都属于私有财产，对社会开放会增加很多维护成本，如踩坏了草皮等，并无政府拨款维护，但哈佛大学并未因此就对民众关上校门。

夸张的是，现在有些大学不仅对民众关上了大门，甚至本校学生也失去了随意进出校园的自由。这些大学对学生外出规定了无数繁琐的手续，有要求填报请假理由的，有要求写保证书的。大学生多是成年人，课外时间自由进出校园，应是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担心学生有安全隐患，就用各种方式来管控学生外出。疫情三年，已让大学生失去了很多和社会及人群接触的机会，甚至让很多孩子有了“社交恐惧”，再过多管制学生的出入自由，只会让这一代学生心理更受伤害。

无论是民众走进校园，还是大学生自由出入，都可以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而且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对大学生了解社会，毕业后能迅速融入社会都极为重要。面对经历过疫情的学生，大学管理者应意识到，要用更宽松的管理制度来鼓励学生外出，鼓励学生们走出“社交封闭”的心理。大学本就是学生走向社会的一种“预演”，只有鼓励学生多走进人群，走进社会，多到社会基层和工厂公司去，去探索校门外的广阔世界，学生们才能了解真实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才能增加未来的就业机会，提高走入社会后的就业质量。

疫情三年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社交习惯，也改变了一些机构的管理规则，所有机构和人都像从一场疾病、一次重伤中慢慢恢复过来。作为一座城市中思想与文化高地的大学，其管理者们理应更早思考大学与城市及社区的关系，与城市及社会做到相互哺育，而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培养“与世隔绝”的所谓“人才”。大学只有走入社区，深入社会，并与社会及民众进行互动，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化与精神之源。作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与社会共享资源，并服务社会，本是大学的分内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