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浙江温州瑞安一起警方通报引起了广泛争议——通报说，6月9日和10日，村民黄某和李某未经报备许可，擅自组织人员在村居河道进行民间划龙舟行为。9日黄某组织期间龙舟沉水，船上人员均落水，经救援无人伤亡。警方依法对黄某、李某分别予以行政拘留9日、7日的处罚。

据了解，瑞安市禁止民间划龙舟已经多年，今年4月刚发布过2023年继续禁止的通告，禁止的理由是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派、低俗、迷信、无序等现象。

赛龙舟是中国南方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可追溯至战国时代。对赛龙舟起源，各地说法不一，有说祭屈原的，也有说祭曹娥、伍子胥或水神的。不少地方，赛龙舟都是端午的保留节目。人们赛龙舟，多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感恩天地、驱邪攘灾、祈福求安之意。疫情三年，大量公共与民俗活动几近消失，一些村民想恢复赛龙舟习俗本无可厚非。瑞安政府是否有权力禁止民间划龙舟活动，值得一议。

赛龙舟不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一项体育竞技项目。早在2010年就进入广州亚运会，也是东京奥运会的展示项目。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与竞技项目，地方政府说禁就禁，本身就违反了行政法。

有瑞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解释，往年端午节“逢划必斗，逢斗必打”，所以才一禁了之。按此逻辑，开车可能会出车祸，是否也应禁止？对特殊情况就应进行专项的规范和管理，对活动的组织和安保，也可设定一些条件进行保障。赛龙舟在湖南、广东、安徽等多地都常举办，从未听说因“逢划必斗”而被禁的情况，瑞安又何必“因噎废食”。

瑞安村民主动组织民间划龙舟活动，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缺席。农民需要自己的文化生活，如果政府的投入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难道还不允许村民进行一些自治性的文化活动吗？

中国乡村历来都有自己组织文化活动的传统。过去的宗族和乡绅阶层，为乡村组织这类文化活动提供了基础。宗族是基于血缘，而乡绅中既有退休回乡的官员，也有考中功名而未外出做官的举人、秀才等读书人。这两种网络共同维护着乡村的秩序，在主办文化活动、兴办公益等方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这些乡绅、族长等人的威信都建立在自己的资历、家产、知识和道德的感召力上，自然对其他村民有足够的影响力。有了这个代表乡村利益的阶层，不仅可防止官员权力对乡村底层的侵害，也使乡村传统文化活动有了一个广大的空间。这也是过去乡村原生态文化丰富的一个主因。从庙会香会到戏曲表演、从农民的红白喜事到各种节庆祭祀包括赛龙舟，都由乡绅、族长来组织规范，而那些走乡串村的艺人，则成为乡村文艺的主要传播者。

几十年来的“新文化”，消解了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更使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成了封闭和边缘的代名词。很多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走向衰败，一些民间艺术团体也呈星散流离之态。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往往成了地方政府的独角戏，只靠一些零星的“文化下乡”“露天电影”等文化喂食，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热情。瑞安村民组织划龙舟活动能得到村民的响应，正是表明当地村民有这个文化需求。这恰恰是乡村文化在恢复自我造血功能的体现，理应得到当地政府鼓励。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特殊的传统和风俗，地方政府尤其不能用大一统的文化和管理模式，来管理所有的村庄。对于广袤的中国乡村来说，当地政府能提供一定的文化空间，才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

最近火爆全网的“村BA”“村超”，都发生在贵州一些偏僻的小村庄，却引发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就和当地政府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有关——在贵州榕江县有30多支民间足球队，登记队员1000余人，教师、商贩、菜农穿上球衣，都是球员。当地政府没有插上“管治”之手，而是允许开放办赛，不收门票，不拉赞助，让村民自己成为赛事主体。难道“村BA”“村超”的数百场赛事中，就没有过纠纷或暴力事件？显然不是，但当地政府并未拿此大做文章，因噎废食，于是这些活动才有了今天的盛况。“村超”火了后，也带火了赛场周边的“夜经济”，周边村民摆设的摊点就有两三百个，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一种新景观。

从“村BA”“村超”的火爆我们可发现，对于乡村文化建设，重要的不是当地政府提供了多少文化产品，而是怎么提供一个可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村民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方式。因为每个村庄都需要从自己的传统和生活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化方式和村民精神，它是一种与生产和生活经验相关的日常文化，这不是由政府简单组织一些文化节就能达成目标的。这其中，唤起村民对自己村庄的认同感最重要。如果村民们能主动参与到对乡村事务的组织和讨论中，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才能成形。如何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实现乡村的文化自治，是五四后很多学人的一个梦想，从梁漱溟到晏阳初等，都做过各种尝试。

尊重村民的真实文化需求，尊重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文化大省浙江走在了贵州的后面，这是瑞安地方政府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