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刺杀骑士团长》后，村上春树时隔六年再次推出长篇小说，名为《城市和那堵不确定的墙》。这本书因村上春树对于自己失败旧作的执着而产生。

村上春树曾于1980年出版过一部同叫《城市和那堵不确定的墙》的中篇小说，而且就像很多读者所知晓的，作者将其视为“失败之作”，并于1985年基于这部不甚满意的中篇重新创作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也就是说，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平行世界中，作者对于旧作《城市和那堵不确定的墙》的纠结和不满依然存在，远未消除。

通常说来，作者在发行单行本时作出一些修改，或是在出版全集时对原文稍作改动都不稀奇。但村上春树对于自己失败旧作的执着显然不止于此。在完成新书第一部分，也就是重写旧作的工作后，作者自觉想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但是半年后又感觉“还不充分，这个故事应当继续下去”，于是就有了新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六年前《刺杀骑士团长》问世后，我在评论文章中曾引用作者自己的话对其作品的叙事结构特征作出评论，即对某物的丧失、寻找、发现，直到再次丧失的过程。

本次推出的新作依然遵循了这一顺序，即主人公“我”因追寻在现实世界消失的“她”，最终抵达高墙环绕的“城市”，而想要将重逢的她再次带回“真实世界”早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她”早已失去再也无法寻回，而“我”还是为了“她”前往高墙环绕的城市，即使在那里找到了“她”，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重逢。之后剩下的就是作选择了，是抛下“她”离开这座城市还是留下来？

那么，这里的城市仅仅是一座“虚拟之城”吗？并非如此。那不是梦境、不是幻觉，而是存在于意识深处的另一个现实世界。两个世界并不联通，只有某个特殊的人才能“穿越自身内部的通道”，移动到另一个世界。问题来了，如何从那个世界返回？

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本应留在城市的“我”在没有给出详细解释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真实世界”，而且保留了在那个城市里的记忆。结论就是，能够在两个世界中自由穿梭的只有“我”。但在新作第二部分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少年形象，仿佛“我”的替身，在另一个世界充当“解梦者”的继承人。

这里必须确认的一件事是，世界尽头所象征的“关于村上春树宇宙中故事性结局的启示录式结构”。

就像《新约圣经》中的《启示录》所写的那样，它不是直接告知世界的终结、最后的审判、基督的降临和神国的到来，而是带有“暗示”色彩的预言性文本。1980年的《城市和那堵不确定的墙》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预言者才能触摸旧梦。这句话意味深长，只有“我”和新作中出现的“少年”才是这样的异能者。

约瑟夫·康拉德的中篇小说《黑暗之心》（据此改编的电影《现代启示录》更为出名），菲利帕·皮尔斯的《汤姆的午夜花园》也都是典型的预言文学。在村上宇宙中，如何将人类的无意识世界与灵魂问题翻译成世俗语言并达成妥协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村上承担了如何以世俗的、非宗教的方式进行重新叙述的任务。他最终选择了一种方式，不是直接的，而是用暗示的方式来表现小说的主题。

将救世主不再到来的世界尽头描绘成“城市”这一反乌托邦意象。因此，他选择将无意识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以梦作为具体表象）与真实世界相结合的描写方式作为小说的写作手法。

那么，村上春树描写的是正面否定现实主义的小说吗？虽然不能这么说，但纯文学加上高度的娱乐性，是支撑这位作家持续受欢迎的秘密。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为引子，新书第二部分中的女性，为了消除“魔幻现实主义”等与马尔克斯有关的简单标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他所说的故事中，现实和非现实，活着的和死了的，都混为一谈”，“简直就像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

主人公对此表示认同并回应道：“也就是说，在他居住的世界里，真实与非真实基本上相邻而等价地存在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是直率记录了这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