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王曲镇，中央军校七分校，1942年7月11日。天尚未亮，全校师生已于河西大操场集合，接受检阅。主持阅兵的胡宗南点完名后，登台训话。他的一通训示，使未来的军官心凉半截。

“(胡宗南)讲到这次巡视河防所见，突然风云变色，山雨欲来，态度非常严肃，猛拍讲台，说发现了奇闻。”台下肃立听训的17期学生徐枕，听了使胡总司令勃然大怒的奇闻，真是哭笑不得：“他看到军校毕业少尉中尉排长，在河防任务中结婚。初出校门，乳臭未干，责任未尽，对国家对人民尚无贡献，就先行结婚成家，其后果必将费用加大，子女增多，贪污枉法，无所不为。今日告诉你们尚在校还未毕业的学生，今后先想想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什么，再去想自己的事……据长官们称，从未见(胡宗南)有如此大火气。”

少尉排长敢结婚，在当时其实是个壮举。重庆政府给国民党军人的待遇太低，徐枕于1942年下部队，少尉排长月饷法币32元，西安城劳苦大众爱吃的大碗捞面，只放油泼辣子不配菜，一碗就要法币20元。

爱情是现实的，婚姻更是嫁妆聘礼的生意经。今日妙龄美女谈婚论嫁，往往先谈彩礼、房产与工资卡。国民党少尉月饷不够买两份大碗面，娶妻理应是奢想。然而，抗战大时代改变了当时中国妇女的择偶观，谱写出今人难以想象的伟大爱情与婚姻。

1943年到1945年，一对新人正在举办中西结合的简单婚礼。

封建社会娶媳妇是门生意经

古来婚姻由媒妁之言促成，本质就是买卖。1934年《众志月刊》发表邯郸乡间的农村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冀南乡村的彩礼价格，约为大洋50至150元之间。嫁女价格高低，有赖媒人本领。谈婚论嫁没有感情，只是讨价还价。

“父母认为女儿为一份货物，达到相当年龄即要出售。订婚时男家必须给与婚礼若干，数目常在50至150元之间，婚价多寡由媒人在中间向双方说合，酷似贸易中之经纪人。”只是农村交通不便，邻居互相通婚交友，各家沾亲带故，长辈都是熟人，小孩青梅竹马，嫁女讲价不容易。要嫁出好价钱，必须嫁到远方。与邯郸相望的武安县，隔着冀鲁两省的省界紫山，与本地人不多来往，嫁女儿能讲到好价钱。因此，有女初长成的家庭，“极欲将自己女儿与武安人订婚，婚价较高，普通均在150元以上”。

邯郸农家的温饱线约是田地15亩，最赚钱的经济作物是棉花，每亩收获量在30至110斤不等。1934年，棉价大跌，每百斤售价只有16元。以平均亩产70斤计，15亩地年均收获毛所得只有168元，扣掉成本与各种捐税，一年实收到手不到80元。当地的地价也不高，1亩好田均价只有60大洋左右。

娶一房媳妇，相当两年不吃不喝，或者卖掉1至3亩田地。若是家中无田为人打工的贫雇农，每年工资约20元至50元，娶房媳妇就更不敢想象了。

聘礼如此之重，其实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合理配置。传统中国的农村妇女，必然全身心奉献给家庭，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调查报告分析道，妇女出嫁后的生活，“纯系一种保姆，成衣匠兼奴仆之生活”，一生经历是“死在锅前，埋在锅后”。娶个能认真治家的好媳妇，全家人畜兴旺，年年财源广进，投资3亩好田是合理的。

因此，传统农业社会讨媳妇，是一门精算投资报酬率的生意，婚姻里很少有爱情可言。今人看来不可思议，实则蕴含老祖宗的无穷智慧。

男女之间的真心恋爱，或者贪图美色，或者羡慕才情气质。但青春美貌随时而逝，才情气质也敌不过吃喝拉撒的现实生活。贾宝玉说得好：“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贾宝玉以为闺女由宝珠变成死鱼眼睛，是因为“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这是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不必为养家糊口而踏实奋斗。一般老百姓挣扎于生存线上，能旺夫兴家的媳妇，必须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笔下如同大地般勤奋朴实的丑媳妇阿兰。勤俭持家，育幼敬老，干活壮如老农，遇侮悍如泼妇，进了大观园则是见花卉不懂欣赏，只是一心算计能卖多少钱。

宝玉心仪的黛玉要葬花，晴雯发个脾气要撕扇。贾宝玉的扇子是皇妃赏赐的“上等宫扇”，一把扇子能让老百姓吃半年。这些经典美人的爱恨情仇，虽使骚人墨客千古咏叹，却是普罗家庭避之唯恐不及的赔钱货。

爱情与婚姻是两码事。传统婚姻依父母之言，蕴有以老一代的理性慎选兴家的智慧。然而，自由恋爱于民国初年冒出头，婚姻不再理性。

自由恋爱源自接受学堂教育的新女性。1905年，荆州将军祥亨的独女继志一倾家自办箴宜女校，开妇女进学堂读书之先河。传统妇女读书是家垫私教，新式妇女读书却是走出宅门，抛头露面，打破家庭束缚，引发了女权觉醒。

1919年就学北京女子高级师范学校的程俊英回忆道，未来的女教员在学校里起哄，将教育传统女德的老师赶走。因为能离家上学的女生，“每个人都有一部家庭的斗争史”。而且女校的学费十分昂贵，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新一代女学生手里有钱，心里充满反抗精神，自然大谈自由恋爱，却迅速造成连串痛史。批览当时各种妇女杂志，满纸都是自由恋爱造成的情伤泪痕。

“许多年轻的少女们，或意识薄弱的女子，她们平常并没有甚么深刻的思虑，对于社会的复杂现象也看不清楚。习染了自由恋爱的风气之后，偶然地碰到了任何的异性，都很容易地谈情说爱起来。”民国初年的妇权杂志《新女性》对自由恋爱进行了犀利分析，“她们说，恋爱是她们的生活的全部。但是，这种恋爱是没有基础的，只是建立在那种动荡的情感之上。等到那没有实质的爱情的肥皂泡吹破了之后，她们所获得的便是失望和破灭，种种惨痛的悲剧会由此展开。”

自由恋爱制造大量悲剧怨偶，症结在教育。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只办学校，却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造成“毕业即失业”的怪状，时人戏称“游民教育”。女学生学成毕业，若谋不到教职，只能吃闲饭。因此，女学生谈自由恋爱的目标，最终还是结婚找“饭票”。

女学生缺乏社会经验，自己找对象，不免多受挫折。直到年华老去，经历沧桑，才有梦醒时分之叹。因此，婚姻很快回到利益考量。《新妇女》悲观指出，由寻爱少女自由恋爱得来的婚姻，常陷入三种形态：一是“给纯情感的爱弄昏了头脑”的“儿戏式婚姻”；二是“贪慕男性财产地位”的“买卖式婚姻”；三是“得到一个丈夫以为依靠”的“找栖宿性质婚姻”。

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成为民初的无解难题。陈独秀写得好：“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结婚者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

然而，军人重新定义了恋爱与婚姻。

浪漫女学生愿嫁军官

袁世凯练北洋军，吸引大批知识分子从军，渐渐打破“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黄埔建军，报考资格要求中学以上学历，进一步提高军官素质，成为女学生自由恋爱的重点对象。

北伐之前，教育不普及，中学的学杂费是十分昂贵的。即使是公立中学，学费也超出了乡间富农的财力。许多黄埔军官心里，都藏着付不出学费的难堪往事。

黄埔1期名将郑洞国，家中有田近30亩，就读石门中学时穷到没钱换冬装，“只穿一件破旧长衫，在寒风中不住地打抖”。黄埔13期将领王文明，于1930年就读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一学期的学费高达大洋100余元，“足够家中两年生活费用”，只好卖田付学费，读完3年初中就耗费大洋400余元。因此，他们虽然都是中学里的学霸，但一遇到考军校的机会，投笔从戎是毫不迟疑的。

情窦初开的知识女青年，学历普遍是小学至中学。黄埔军官的知识水平与女学生相当，具备谈情说爱的共同语言，行为谈吐更散发着美人爱慕的英雄气概。同样重要的是，军官收入优渥。一个上尉连长的国难饷是50块大洋。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是教书，一个小学教员月薪不到20元。因此，女学生对黄埔军官是青睐有加的。

“黄埔军官年轻有为，更为人瞩目，自然也就成了女学生，女青年追逐的目标。”抗战时期在华北与八路军紧密合作的李默庵，追忆了女知青倒追黄埔军官的热情，“我记得在长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学校招聘文书人员。女学生围上来，每人给在场的军人一张照片。也有的青年军官，很快交上了女朋友，并肩在大街上行走，卿卿我我，惹得小孩子们跟着他们后面取笑。”

李默庵被女学生包围时，已是上校团长，但女知青对军官的爱慕是不分阶级的。同时期在南昌任少校股长的帅学富，时常收到陌生女孩的情书。他回忆：“此时我黄埔学生，渐渐为社会人士所尊敬，更为各校女生所羡慕。南昌当时的民谣，即有‘生为女儿身，愿嫁三皮客’之句。在此一段时间，我们真是黄金时代。我经常接到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来信，使我惊喜交集，茫然不知所措。”

“三皮”是军官配备的皮带、皮鞭与皮靴。“三皮客”到了上海，同样也是十里洋场摩登女生的梦中情人。李默庵随军进驻上海，南市商会会长赶来为侄女提亲。上海豪门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出众，举止端庄，言语适度，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总算打动李默庵，嫁为军人妇。

女知青下嫁军人，总会热心作媒，介绍自己的同学姐妺嫁入军中。当时的黄埔军官，找对象是不愁无人介绍的。

然而，抗日战争使国民党军人的身价大跌。

1940年代的重庆，一对新人在婚礼上。哈里森·福尔曼拍摄。

上校团长不如卡车司机

抗战时期，一桩重大血案轰动陪都重庆。一位上校团长到银行提取公款，经办女职员爱理不理，只顾与旁人打情骂俏，一拖就是一上午。团长不耐烦催促，女职员回以冷眼。团长军人脾气，破口大骂。女职员却逞起一张利嘴，冷嘲热讽起来：“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家里养的那只哈巴狗，也要比你这团长过得好啦！”

国民党上校竟被骂成不如狗，团长勃然大怒，拔出佩枪将女职员当场击毙，然后交待银行职员叫来宪兵，敢做敢当。此案成为陪都火热新闻，惊动最高当局。蒋介石亲批宽释，不了了之。

抗战时，物价飙升，国民党的军人薪饷未随物价提高。军政部曾有怪案，次长张定璠中将失窃旧西装2套与皮鞋2双。军政最高部门的机密重地居然遭贼人光顾，事关重大，当局严格调查，赫然发现是一位中校出手盗取。中校供认家累太重，无法谋生，不得不窃取旧衣旧鞋变卖养家。

上校待遇不及女白领家养宠物，中校被迫下手行窃才能养家，国民党军官自然要被大城市的拜金女白领蔑视。

国民党军人也有吃香的。战时军车大多兼营私业，汽车驾驶兵私下载客载货，收入比将军高。时人有打油诗描绘驾驶兵生活：“身坐财神殿，脚踏风火轮，马达一响，黄金万两。”驾驶兵一身油腻的“裤连衫”，是战时的财主派头，引起拜金女孩羡慕，常有女大学生愿嫁司机。

不过，拜金女孩只是少数，抗战升华了当时女生的爱情观。

“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别，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想食饭与食肉，儿胡不生太平时。”

重庆大后方纸醉金迷，瞧不起收入不如司机的贫穷军官。但前线战区受战火摧残，对军人是满心崇敬的。第79师挺进郑州，时任排长的徐枕发现战区老百姓热烈欢迎军人，“那些年轻的小姐们，对官兵有一种说不出的敬慕之心”。当地老百姓争找军官为婿，“只要女儿有一位军官带了去，就欢乐放心，根本不需什么喜饼与嫁妆”。徐枕的连长原本无意找对象，但是“实在拗不过那位媒公的保长，日日缠说不休”，只好娶了媳妇。

军官娶亲很容易，但养家实在太困难，老百姓却还是喜欢招军官当女婿。因为军官知识水平高，社会阅历广，更有不同凡俗的开创力，只要放下枪杆，就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大多数成婚的军官，都要面对岳家的殷勤劝说，希望他脱掉军服，在民间定下来安家兴业。

这就是胡宗南对少尉排长大发雷霆的原因。少尉排长结婚，十有八九会请长假离开部队另寻发展，或到后方机关谋求一个能贪污发财的军职。大敌当前，不容军人任性结婚。

徐枕追忆道，七分校的政工人员曾以婚姻为专题，发起小组讨论。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大呼军人应该结婚：“理由是战场生活枯燥，为了使奋发杀敌之军人生活，有家庭调节与欢聚。又因战时死亡人数太大，应积极增加人口，以为持久战争中新生人力之培育。”少数派提出反对意见，则以现实家累立论，“抗战时期基层军官无力养家，为谋求家庭生活，必将发生不法行为”。双方各执一端，论辩热烈。

最终，长官提出无可辩难的结论。抗日战争是“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民族圣战，军人志在马革裹尸，结婚徒然制造寡妇，即使侥幸存活，也养不起家。“自己刻苦应该，又何必去找一个心爱的人，亦来跟你受苦受难？发生死亡伤残事故，使得心爱的人终生磨难，良心上如何能心安？是故抗战时期基层军人，以不结婚为宜。”

现实如此残酷，好女理应不嫁军官，但是大时代的爱情无可抵挡。当时部队在一地驻防略久，总要背上沉重的眷属负担。因此，能征惯战者都得有一套照顾军眷的过硬本领：孙连仲与杜聿明办眷属工厂；傅作义办眷属团；胡琏节约经费以按月给眷属发眷粮；挺进太行山敌后的李振清，则将全军眷属集中居住在后方，安排军官轮休探眷。

也有不近人情的长官，冷酷一刀切。戴笠明令不准部属结婚，在前线曾经枪决了擅自结婚的团级干部，在后方则经常将新婚部属送进军统拘留所悔过。只是军统人员仍然甘冒杀头风险发喜帖，眷属越来越多。戴笠火大了，下令强制“疏散”眷属，赶到远地，以免影响工作效率。

军统将领张炎元回忆了戴笠对军人结婚的愤怒：“他说，他最痛心疾首于有眷属的同志，他认为必然减少十分之五的革命性。他甚至说，有眷属的人根本不配谈革命。当时许多同志对戴先生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我也不完全同意。”

野战部队的部队长若不懂带兵之道，对眷属的处理常更为冷酷。抗战胜利时，荣誉第2师进驻越南海防。越女多情，愿嫁中国军官，连排级干部结婚的甚多。师长戴坚认为影响军心，竟于回国之时下令眷属一律不准随行。当地侨民谷山，亲睹蛮横部队长拆散鸳鸯的惨景：“开拔之日，戴坚亲坐码头，监视部属登轮。所有眷属全部强行挡驾，遂至牵衣顿足，哭喊吵扰。”

大时代的真爱

军人生活虽说是神仙老虎狗，但国民党军人薪水低落，得意时少，困顿时多。军眷更是颠沛流离，聚少离多。黄埔军官择偶，对方大多是家中有钱上学的富家小姐，自幼家境富裕，吃穿不愁，原是吃不了苦的。但她们嫁给军官后大多甘愿无悔，一起过苦日子，相伴到老，这是因为战争淬炼了爱情的境界。

抗日战争年代伤亡惨重，军眷区分为“有依眷属”与“无依眷属”。若丈夫马革裹尸，一朝沦为“无依眷属”的军官太太，常是一肩挑起家业，养育遗孤。多年后，白发老太太的唯一依靠是珍藏在心口的那张军人照片，相片中人总是英风飒爽，照片旁慷慨激昂的题词却已随时光流逝而发黄模糊。

经历战乱年代的爱情与婚姻，超越浪漫激情，只要人还活着，就是幸福美满。因此，军人婚姻没有彩礼，没有豪车新房，更没有情人节纪念日之类必备的浪漫“仪式感”，却能在平淡生活之中互相珍惜。这种甘苦与共的感情，是和平富裕年代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大时代军人的婚姻，已经超越“儿戏式婚姻”、“买卖式婚姻”与“找栖宿性质婚姻”，达到真爱无悔的境界。

然而，军人行迹不定，总是难顾家的。若嫁给清廉自持的军官，更得吃苦。黄埔7期的张绪滋官至少将，一生“从不拿红包，或者克扣军饷赚黑钱”。他1940年结婚时已是中校干部，却穷到带单位的报纸回家当引火烧柴的纸媒。其妻原是大家的千金小姐，怀胎六个月，还要亲自赶市集，买点低价的萝卜。“她买菜回家时，我去接她，她背负一篓，红脸流汗，十分吃力。”张绪滋升官上校，军饷仍然不足养家，张太太挑起扁担，亲自当小贩，卖猪肉、贩苞谷。熬到了少将，将军太太唯一的特权，是带着勤务兵到军部大厨房挑剩饭剩菜，努力喂猪养鸡，一家老小才得以温饱。

大时代的军官太太，多是家境富裕的女知青，下嫁军人后却沦为穷家主妇。订亲没彩礼，喜宴常是岳家出钱。军人居无定所，婚房是奢求。好容易盼到眷舍，也过不了装修瘾，自找木料做家具，捆稻草补屋顶。她们一日三餐辛苦张罗，上市场拣小贩丢弃的黄叶炒菜，爬山拾杂柴松针烧炉。她们的箱中，都有一套千改万补的旗袍，这是唯一的“仪式感”，只是在伴随丈夫赴宴聚会时穿一回。但她们无怨无悔，为家庭全心奉献，只要仍是“有依眷属”，一家人守在一起，就是心满意足的好日子。

战乱大时代的恋爱与婚姻，才有如此多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