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你的命运有一定的影响，而不仅仅影响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国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以上是巴菲特提出的“卵巢彩票”命题。将其向前推进几步，假设两个人都出生在孟加拉国或者都出生在美国，乃至这两个人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甚至就是同卵双胞胎，决定他们人生轨迹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凯瑟琳·佩奇·哈登所著的《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除却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个人还要经历遗传因素随机匹配机制的“基因彩票”抽奖，这两种偶然性都与成年人生活结果的不平等相关。

这种不平等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如果先天条件一开始就能注定一个人的命运，个人奋斗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不想努力了”可能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回答，或者“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生来便是牛马”具备了客观描述的属性。“基因彩票”是一种系统性力量，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出生时的生活环境，也无法选择出生时携带的基因。

然而，这个概念很容易导出“优生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哈登对优生主义的定义是，将人固有的劣势和优势、人的等级与秩序概念与人的个体差异与遗传变异联系起来；基于遗传随机性制定和实施形成和固化不平等的政策。《基因彩票》这本书无疑聚焦的就是种族和阶级议题，尽管作者非常努力地试图两头都不得罪，但实际上可能是两头都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