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会会长苏珊娜·克拉克在今年1月初发表关于“美国商业状况”的年度演讲时，阐述了一番令美国政治家羞愧的言论。她回忆道，美国商会过去常常骄傲地说，在美国唯有商业在发挥作用。但这种说法不再适用：她的会员企业需要华盛顿方面也发挥作用。

当年华尔街的过度行为引发了人们一辈子才遇到一回的金融危机，促使政府着手纾困并出台了新监管法规，如今15年过去了，人们正在激烈争辩一个话题：企业高管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家的领域？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把得克萨斯人的养老金拿来投资油气公司是否合适？毕竟此类公司的活动会加剧全球变暖。关于佛罗里达小学生怎么去理解同性关系，娱乐集团迪斯尼应该有话语权吗？如果说制药集团礼来不喜欢印地安那州严厉的反堕胎政策，它应该到别处去投资吗？

但这种围绕企业在社会中合适角色的争论往往忽略了一点，我们对政府所能管理的合适范围的理解受到企业的很大影响。

在《大谬》一书中，两位史学家娜奥米·奥雷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以尖锐辩证的笔触揭示了美国企业界从20世纪初以来如何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从那时起，诸如全国制造商协会之类的团体开始打着为自由而斗争的幌子，展开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如童工法或劳工补偿的运动。

两位作者坚称《大谬》不是一本反资本主义的书，真正坏的是原教旨主义否认政府有能力通过解决资本主义间或的失灵来帮助资本主义运转，从而扭曲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

作为一本对历史做足功课的书，《大谬》是有瑕疵的。首先，对于在企业和政府之间艰难取得平衡的其他大型经济体，该书只做了最简单的分析。

其次，书中用少得出奇的篇幅讲述“后金融危机”时期，而这个阶段美国的资本主义辩论焕发出新的生机。顶级高管开始摒弃弗里德曼关于首席执行官只对股东负责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大投资人鼓励他们要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目标。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抗拒他们所称的不合理的企业行动主义。

两位作者同意，被削弱了实权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未能防止“阿片危机”，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帮助推动了否认气候科学这种观点的兴起，但本书的关注点是更早之前的几十年。

最后，奥雷克斯和康韦可能掉进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一样的二元陷阱：如果政府的批评者如此令人信服，政府的捍卫者可以花更多时间考虑，什么改革能使政府更不容易招致此类批评。

这场论战会有助于一个分裂的国家对何谓有为政府形成一致见解吗？或许不会，但在我们当前围绕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两方面的争论中，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视角。这些争论的根源比我们有时能记起的更为深刻，因此我们很容易丢掉那些警示。

但是，如果当今的高管们想要解决围绕企业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大谬》指出了一个出发点：企业要停止宣扬有关政府唯一作用就是让出道来这种观点。

（安德鲁·埃奇克利夫-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