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2022年12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中国在1980年代掀起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的作品热潮，正是柳鸣九在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率先把萨特引入和普及到中国。

柳鸣九可谓著作等身，他著书编书众多，学术著作和译作之外尚有一大堆个人随笔评论书籍，完美实践了自己“以成果至上主义”信条。他在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2018年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一直生活简朴，多年来住在北京劲松40平方米的社科院宿舍里，没有装修。两个宽一米、有六层的书柜里，装满与自己有关的书籍。他在多篇文章里这样描述陋室中唯一的风景线：“上面紧紧凑凑地竖立着我所有撰写的、翻译的、编选的、主编的书三四百本，显露出来的书脊虽然不如隐着的书封面那么鲜亮美观，但也足以造成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印象。”

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

柳鸣九自称长沙人，其实第一故乡是南京。1934年，一对长沙夫妻在南京收获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长子柳鸣九。父母没有多少文化，但对文化心怀敬畏和仰慕，请隔壁一位有文化的老先生取名。婴儿出生时净重九斤，小名九斤子，被取名“鸣九”，来自《诗经·小雅》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柳鸣九日后常常自嘲，此名甚为张扬，大有个人英雄主义味道，而本人一生颇有点好名，不止一次公开发表“君子好名，取之有道”的谬论，大概与这个名字的命定性有关。

柳父是农民出身的湘菜厨师，11岁来到长沙名饭店——德园，一路摸爬滚打，从学徒成长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柳母出身长沙贫民家庭，家庭以沿街叫卖水果为生。待两人组成家庭，各自都实现了阶层上升，成为了大城市的小市民阶层。

“一直到五六岁，我都没有完整的记忆。只记得有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柳仲九住在乡下，寒夜青灯，颇为凄凉。”柳鸣九回忆童年，“有时则母子三人住在小船上，在河畔过夜，只有小船的咿呀声、小船颠簸的头晕感。”

事实上，他的童年颠沛流离，上海1937年8月的战事宣告了他宁静童年的终结。虽说当时的中央政府多年来苦心积虑在长三角地区经营战争准备，但中日国力悬殊，日寇占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最精华地区是早晚的事。柳鸣九一家向西跑到老家长沙，他们一夜间丢失了在首都奋斗发展的梦想，却侥幸逃过了一场屠城。

长沙不是战时逃难的终点。中央政府从南京迁往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和大部分政府机关却搬去了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到1937年底，武汉作为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已成为实质首都。

武汉战役在1938年6月开始，10月结束。武汉沦陷，武汉的人力物力涌入长沙，人口顿时增加20多万。11月13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监管不力，导致焦土抗战计划在失序中慌乱开启，整座长沙城连同3万人葬身火海。

柳鸣九一家，连同外婆一大家子，从长沙县搬到衡阳下面的耒阳。一个舅舅在县城办起有相当规模的酒家，一个舅舅开起印刷厂，父亲在这两处生意中都占有股份，但本人去桂林一家银行当掌勺大厨以赚取高薪。

未曾想到，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过上了富裕偏安的日子。家里不仅雇起一个女佣，还在大火过后的长沙购置了房产。年迈的柳鸣九追叙，耒阳时期是“我的家史中惟一惬意的时期”。

那时他还不知道，长沙还将迎来四次长沙战役，家人们未见过一眼的房子化为乌有。柳鸣九记得，一次母亲带他去长沙看病，所过街道皆成焦土，许多地方还在冒烟，但他无法追忆这是前三次长沙战役中的哪一次。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长沙在6月19日沦陷，艰苦卓绝的衡阳保卫战即将开始，柳鸣九一家在长沙告急前去桂林投奔父亲。衡阳在8月8日沦陷，日军随后进攻桂林和柳州，在广西攻势异常顺利。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家人，只好从桂林逃往贵阳，再去重庆，一路耗时半年。

与四万万同胞中的大多数人比较，柳鸣九还算幸运，要到1944年才第一次切实经历逃难。从桂林到独山的旅途，一家五口花重金才得以在货运列车上占据两三个平方米的空间。大战中的铁路运输异常繁忙，这列货车几乎要为所有列车让路，加上日本飞机频繁袭击铁路线，货车只好走走停停。

列车没有顶盖，风吹日晒雨淋让柳鸣九得了疟疾，幸好有父亲用重金买到的几片金鸡纳霜，才救回一命。而体形富态的父亲得了肠炎，不停腹泻，到独山下车时已是骨瘦如柴。

中国军力在1944年濒临耗竭，加上桂系精锐尽在安徽，广西的迅速溃败是必然的。难民从广西涌入贵州，先在贵州南大门独山落脚，顿时挤满了此地。贵州到重庆未通铁路，只有公路运输，有限的运力优先服务于战争总体战，要把几万难民悉数运往重庆可谓难事。

难民收容所条件实在恶劣，父亲用一根金条让全家搭上一辆卡车。全家坐在高高的货物堆上，沿着崇山峻岭里的公路前行，一路上提心吊胆，唯恐随时连车带人摔下悬崖。

所幸一家人终于安全无恙抵达重庆，投奔姨妈夫妇。姨夫是司机，战时挣钱比将军还要多，有能力帮助远道而来的亲戚家庭。柳鸣九一家找到一处偏僻斜坡，搭建起一间十几个平方的屋子，木板为墙，茅草当屋顶。

然而，大厨父亲在重庆找不到固定工作，只能接酒席订单，一家人只好节衣缩食。柳鸣九第一次体验到城市贫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柳鸣九得了腹膜炎，父亲用剩下的积蓄买了盘尼西林，才换回一命。

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抗战胜利了，柳鸣九一家从重庆坐船回到告别八年的南京。回乡途中却又遭遇劫难，绑在机船两侧的木船在过三峡时撞了口子，木船乘客上岸逃命，但行李是随木船沉入江里了。一家人第二次进入难民收容所，在宜昌滞留一段时间，才动身继续搭船下南京。

1981年，柳鸣九去法国游学期间拜谒了萨特墓。

幸逢北大黄金时代

柳鸣九最早的文化启蒙，是在耒阳生活时期。他按照父亲的硬性要求，每天练习毛笔字，余下时间基本是瞎玩。随后，他进入了耒阳唯一的小学，逃难到陪都后进重庆两路口中心小学，读到毕业。

待明事后，柳鸣九感谢父亲没有因生活清苦而耽误他的学业：“父亲自幼仰慕文化，老悲叹自己大热天在高温的炉火前苦干的命运。在三个儿子身上，他主意与志向明确而坚定，那就是‘一定要读书’，将来一定‘要成为读书人’。”

小学五六年级时，柳鸣九才开始有课外读书生活。第一本课外书，也是家中唯一藏书——《三国演义》，是父亲从雇主那里想方设法得到的。他翻得滚瓜烂熟，书里的军事政治智慧让他一生受用。少年柳鸣九买不起书，只能去小书店里站着把一本本书看完，为此没少遭过白眼。

“在我的学生时代，课外读书生活对我极为重要。它无异于给我原来闭塞、无知的精神状态，打开了一道精神大门，开启了一扇心灵窗口，对我心智的成长、见识的开阔、知性的提高，以及后来的思想修为和业绩作为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我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班教育与严格的业务训练。”

从重庆开始，柳鸣九一直生活在大城市里，去书店很方便，囊中羞涩的他养成了站着把书看完的习惯。他从最初痴迷于剑侠小说，扩展到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再延伸到通俗言情小说比如张恨水、冯玉奇的作品。

通俗读物之外，他也开始接触严肃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有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他没怎么读沈从文与丁玲的书，对巴金与郭沫若的著作总是难以读下去。“说实话，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步基础以至外国文化与文学的一般知识，相当程度上都是从跑书店、‘看站书’来完成的。”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在欢呼声中回到南京，父亲在一家大银行里谋得大厨职位，温饱暂时无虞，得以继续贯彻“读书为先”的家庭原则，让三个儿子全部上学。

柳鸣九开始读初中，辗转两所很一般的学校，逗留时间都很短，父亲最终托关系让他进了名校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名校的生源果然不一般，同学多是成绩优秀者或是书香门第子弟。柳鸣九的中学教育始于如此高起点，是人生之大幸。

在中大附中念了一年多，父亲随银行南迁广州，母亲带着孩子们再次去长沙躲避内战战乱。柳鸣九进了长沙名校广益中学，同学们的古文功底居然高于中大附中学生。在广益中学读了一学期，柳鸣九一家去广州与父亲汇合，很快又搬去重庆，柳鸣九进入重庆名校——教会学校求精中学。

在重庆，柳鸣九迎来了解放军大军进城，父亲则去香港谋生，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去长沙。兜兜转转，柳鸣九又回到了广益中学，直到毕业升入湖南省立一中。

高中更是一所名校，师资力量人才辈出，许多老师日后被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当教授。柳鸣九班级里才三四十人，考上北大清华的有十来人，余者去了北航、哈军工、武汉大学、湘雅医学院等。

1953年夏，柳鸣九考上北大西语系，人生又一个转折点来临。“面对着良好的教学设施、教学条件，以及西语系教育的宗旨，我充满了投身文化事业的热情。”他踌躇满志北上进入北大校园，“这时，我的志向很明确：做一个学者或文化工作者。”

柳鸣九深深明白，以自家经济条件，所能接受的文化熏陶和正规教育是很有限的。自家不是书香门第，生活中没有订报和买书的习惯，也见不到名士来往的景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阶层在经济上很脆弱，在战时往往连吃饱饭都困难。他身边差不多家境的小伙伴们，基本是初中毕业就去工作，盛产小店主、小商贩、小办事员群体。正是父亲力排众议坚持读书至上，以及努力挣钱，才能让孩子们完成超脱阶层的读书生涯。

进入法语专业学习后，柳鸣九在名师们的严厉要求、循循善诱下打下扎实基础。回首往事时，他很庆幸四年大学时光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院系调整后不久，原先分散在各所名校的学者都集中到北大，当时西语和文史方面的学者队伍有朱光潜、钱钟书、冯至、卞之琳、潘家洵、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闻家驷、吴兴华、杨绛、李赋宁……

此时北大培养出的外国语言文学人才，往往外语阅读理解能力强、笔译水平高、历史社会与人文文化知识丰富。在就业上，学子在教学研究、编辑出版、文化交流领域有明显优势。

1957年夏，毕业分配，柳鸣九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何其芳。同学们有人留校当助教，有人去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当助教，还有不少人去各个文化事业单位当编辑和翻译。

奠定学术地位的《法国文学史》出版前后

年少得志的柳鸣九，进入了北大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顶头上司是美学家蔡仪。几年后，文研所被归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也是一个群星荟萃的场所，大知识分子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1949年以前就在文学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名家，一般是名校名教授；另一类是来自延安，尤其是来自鲁艺的老师、长期从事意识形态或文学学术工作的干部。

“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大影响，同时也给一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即使只是耳濡目染，也能大大提高文化学术见识，也能增长学识学养。”柳鸣九开始受这两股气场的感应与吸引，“向前一类学者学他们的学识学养、治学方法，向后一类专家学他们的理论分析能力与科研工作中策划、组织、指挥的能力。”

每当感谢起职业高起点时，柳鸣九常会举一个例子。如果自己没有接受何其芳经常说的“研究工作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并对此深有感悟，那么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提出萨特问题、日丹诺夫论断问题，以及自然主义重新评价问题。

他的第一份具体工作任务，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负责编务、外联和译稿的事务。这份刊物专门介绍外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古典文艺理论名著名篇，包括从亚里士多德时期一直到20世纪的名人名作。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年代，这样的刊物带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先锋性。他既能打开视野看到知识体系的全貌，又能穿梭于编委和译者之间，得以经常见到朱光潜、钱钟书、杨周翰、李健吾等名家，每次见面都能学到不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做审校译稿和翻译工作。

鉴于工作表现优异踏实，蔡仪提拔柳鸣九进入研究队伍行列，免掉他在编辑部的事务性工作，可以一心一意去研究西方文艺批评史。不久，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的大型工程启动，蔡仪组建了《文学概论》编写组。作为蔡仪的得力手下，柳鸣九进入编写组，承担执笔“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章。

1965年是柳鸣九的风光时刻，他调入了1964年成立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职业生涯比以往更加开阔。新机构是在原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东方、西方、苏联、东欧文学4个研究组，以及《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基础上建立，首任所长是冯至。

那时的柳鸣九30岁出头，在7年职业生涯里大有发展，在理论翻译、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文艺大讨论、影评写作上都有不俗表现。在文研所里，他人花10年上下才能从实习研究员升助理研究员，柳鸣九只花了6年，可谓新人中的明星。

这些年的生活有点像苦行僧，他单身一人住在办公室里，同事基本在家办公。他洗漱靠大院里浇花草的水龙头，一日三餐有食堂，一边工作一边听古典音乐。“这是我潜心努力的几年，是我清雅潇洒的几年，是我崭露头角的几年，是我没有什么烦心事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幸福感、最值得怀念的几年。”柳鸣九念念不忘奠定了事业基础的这段简单纯朴岁月。

即使在随后的动乱岁月里，柳鸣九也出了成就。他牵头完成的《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分别在1979年、1981年、1991年出版。它们是陆续写成的，时间跨度很大，第一卷在1972年动笔。

1949年后的中国，一直没有人编写法国文学史，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从苏联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简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生代中国学人的学术积累，已经可以产出一部超越苏联小册子的法国文学史。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里，柳鸣九撰写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二，全部问世后获得学术界、文化界好评如潮。柳鸣九的学术地位，借这套书而奠定。他及其团队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人自己写多卷本外国文学史的先河，从此以后，各有关单位写外国文学史成风。

1985年，柳鸣九启动浩大的法国现当代文学引进项目——《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一直做到1997年，出了70本书。他还为每本书写序言，70篇文章共有近50万字。他回忆这项工作：“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每一步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

柳鸣九一生主编或编选的项目还有：《雨果文集》二十卷、《外国名家精选书系》七十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外国心理小说名著选》十卷、《加缪全集》四卷、《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八册、《全球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二十一卷、《撒旦文丛》八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选集》十卷、《外国文学经典》六十三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一百零七种……

即使退休后，柳鸣九仍一直在帮出版社主编多种丛书。他多次强调，家中两个书柜里相当一大部分成果，是在退休后、60到75岁之间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