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春天，一场萨尔浒会战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后金对大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军事胜利，一举歼灭了大明从全国搜刮而来的十几万精锐。无论是彪悍的西北骑兵，还是最优秀的步兵即川军和浙军，大明所有精兵良将全军尽墨。

就在这个危如累卵的局势中，熊廷弼被推到了历史前台。朝廷任命他为辽东经略，希望他力挽狂澜，为帝国稳定东北边境的局势。

传统历史叙事中，给予熊廷弼非常高的评价。《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后世有人将他与袁崇焕同列为“明季良将”。对比一下另一位“名将”袁崇焕，袁只被称为“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就是个傻大胆而已。两相比较，显然对熊的评价更胜一筹。

果然，熊廷弼上任一年多时间，辽东局势稳定，辽东防线重现生机，后金也消停了一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由此，历史上产生了一个假设，只要熊廷弼一直镇守辽东，就可以挡住后金铁蹄。这个假设真的可以成立吗？

先说结论，熊廷弼在辽期间，努尔哈赤用兵重点在于兼并女真、扫荡蒙古，战略方向没有放在辽阳方向。基于这个客观事实，熊廷弼的军事能力要被打上个大大的问号。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吊诡，到底是敌人太老实，还是自己有本事，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熊廷弼的名将形象，或许只存在于文人的笔端，实际上并非如此。

熊廷弼在辽东做了什么？

熊廷弼在辽东的职业生涯有三段：第一段，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七月，熊廷弼任辽东巡按；第二段，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到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十月，第一任辽东经略；第三段，天启元年（1621）七月到天启二年（1622）正月，二任辽东经略。

这三段经历中，任巡按时并没有军事责任，涉及防务较少；二任辽东经略，前线防务由广宁巡抚王化贞负责，熊廷弼也没怎么掺和；全面负责的就是辽东经略第一任期的一年多，熊廷弼从无到有重建辽东防御。

熊廷弼上任之初，先被努尔哈赤砍了三板斧。人还没到，开原和铁岭陷落，马林阵亡；八月，努尔哈赤夺北关，河东的防御体系崩溃，只剩下沈阳与辽阳两个战略支撑点。

面对残局，熊廷弼有几分胆色，他只带了1000人进入沈阳。为了稳定局面，他使出雷霆手段，对文武两班大肆整肃。原有在乡知州李尚先谣言惑众，说后金要攻沈阳，还把家眷撤离。熊廷弼首先拿他开刀，派人将他抄家下狱，又用刀逼着城中逃跑的富商大户把家眷搬回。

接下来是整理军伍，他先将逃跑将佐刘遇节等人斩于都司衙门，首级号令全城。然后，命柴国柱将城中剩余川兵，以及从萨尔浒逃回来的败兵两三万人分营整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熊廷弼认为败兵没法打仗，就将他们撤下城墙，换上当地民兵守卫。熊廷弼与众将绕城巡视，为守城军民发放赏银。

最后，召集全城军民设坛，悼念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地死难民众。追悼会上，熊廷弼演讲了一篇鼓舞士气的悼文，众人抱头痛哭一场。

熊廷弼只用几天时间，就让士气弥丧的沈阳逐渐安定。至少之前那种满城惶惶，从富商大户到贩夫走卒都在打包袱逃亡的汹汹之势被制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制定怎样的辽东大战略。此时，朝廷众说纷纭，有人力主恢复失陷的地区；还有人痴心妄想，力主调集天下精兵，再度进剿后金。这些想法不顾现实情况，完全是异想天开。

熊经略不受影响，到辽三个月之后，交出作业“敬陈战守大略疏”。他提出了以固守为正、以短促突击为奇的战略。

他为辽东划分了四个防御重点，从南到北是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都要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每一路设兵3万人、主帅1人、禆将十五六员，分为前后左右营。如敌人一路来，其他几路应出奇以击之；

另外要在镇江设兵2万人，副总兵（副将）1人，禆将七八员，掩护朝鲜通路；在辽阳再设兵2万策应四路，作为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1万联络东西，作为后备力量；在金州、复州设兵1万，防护海运。

具体而言，是各路兵将画地而守，小敌进犯面前就地防御，大敌进犯面前互相支援。在守的基础上，挑选精悍小部队对建州进行骚扰性进攻，捕捉对方哨骑和零散小队，导致对方无法安心出外耕种。等到时机成熟，一路可以进入建州地界设伏，等对方前来，且战且退。然后东南西北四路循环往复，不停通过骚扰作战让对手疲惫，最后再厚积兵力以三路或者四路并进，由守转攻。

熊廷弼这个策略，整体上分为守、困、扰、攻四个阶段。核心是守、困，守是手段，困是目的。熊廷弼知道自己没办法短时间恢复失地，只能通过扎紧篱笆，制造一个牢笼，将后金困死在辽东的崇山峻岭之中；让对方失去战争资源，在围困中不断削弱努尔哈赤，以达到最终的胜利。这是一种拼国力的策略，要的就是投入海量资源。有多海量呢？

整个战略总共用兵18万，马9万匹。要支撑这个兵力，每兵1年要饷银18两，共需324万两；每兵一个月吃5斗粮食，一年粮食要180万石；马匹每天要吃豆3升，9万匹马需要97万2000石，草15斤，每天一束，除了四个月有青草不用供给之外，另外8个月需要2160万束。这里还不包括船费、牛马人工运输的费用，也没包括闰年多出一个月的费用。

熊廷弼强调，这是最起码的需求，一分一毫都少不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三万人，作为训练策应之用，那是再好不过了。因此，粮饷也是多多益善，有备无患。在接下来一年里，熊廷弼所有工作就是在完成这个战略，催援兵和粮饷、修缮城池、打造军械。

直到熊廷弼卸任之时，辽东前线官兵从7万余人增长到13万，有马7万余匹。打造了200斤以上的火炮数百门，百斤七八十斤的也有数百门，其他百子炮数以千计，三眼铳、鸟铳7000余件。其他如盔甲、战车、刀枪、弓箭等数以千万计。本来残破不堪的辽东防线，总算恢复了模样。

在辽一年多时间，熊廷弼最大的功劳就是厚积了兵力，囤积了粮草，打造了装备，把辽东从失败的颓丧中拉了回来，令辽东明军有了一战之力。熊廷弼的工作虽然有效，但具体成果还是要到实际战阵上检验。在他第一任经略后期，还真的有这么一场战斗，就是万历四十八年五月的沈阳保卫战。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熊廷弼与努尔哈赤的正面交锋。

熊廷弼只参加过一次战役，还不是他指挥的

熊廷弼在辽大部分时间，都是风平浪静。努尔哈赤一直按兵不动，大规模的进犯，从万历四十七年秋冬至四十八年春天都没有发生。可以说，熊廷弼的运气是非常好的。但万历四十八年开春之后，猫完冬的八旗劲旅终于来了。五月，约千余后金军入境，攻破了秃老婆山城、花岭山城等几处小的屯民点，掳走300人。

湖北武汉，熊廷弼塑像。

六月十二日，大约两万后金军分两路入寇，攻破王大人屯、白官人屯等11个屯寨。贺世贤等率领兵马与后金交战，报斩1人，夺马1匹。但明军阵亡官兵130人，伤家丁官兵等44人，损失战马269匹，取得战绩只有4颗首级。明军无法阻挡，后金获得俘虏4000人，挖出地窖里的粮食带了回去。

经过了“餐前甜点”，两个月后，熊廷弼的“大菜”终于端了上来。八月二十一日，后金大举进犯。可能因为前两次抢到的东西不多，努尔哈赤这次亲自出山，率领儿子、部将大兵压境。这回，后金动了真章。

明军也不含糊，熊廷弼亲自上阵。这是熊廷弼在辽东期间，大明与后金最大规模的会战，也是两者唯一一次直接对话。这次战役，明军报告后金兵力有数万之多，明军动员兵力也有约三万人。明军精锐选锋和家丁队，先与后金在蒲河大路上交战，但明军失败，各部退入沈阳固守。

后金一路约万骑，由努尔哈赤亲自指挥。他见明军撤退，就命令三贝勒莽古尔泰出击。莽古尔泰率100摆牙喇在沈阳城南渡过浑河，追到沈阳城下。摆牙喇为八旗兵中精锐，又称白甲，每个牛录只有两三人，作用类似明军中的家丁。千万别小看这100白甲兵，在明末辽东战场上是可以决定胜负的力量。

莽古尔泰冲上去之后，后部本应向前接应，但所属正蓝旗的额真额亦都却逡巡不前，没有率主力跟着渡过浑河。孤军深入的莽古尔泰正好遇到明军大队云集，此时副总兵朱万良、尤世功等率兵马到达沈阳。双方在城下大战一场，明军依托城墙放炮轰击，各部也分途堵击，形势对后金非常不利。努尔哈赤见莽古尔泰被围攻，焦急万分，只得又派出100白甲接应。

正在此时，熊廷弼亲率副将李秉诚、赵率教带兵马赶到策应。一时间，沈阳城内外明军云集。后金军没讨到什么便宜，只得在接应出莽古尔泰之后撤出战斗。到二十三日，后金军撤离辽地返回巢穴。这场表面热闹，但实际上并没打得太激烈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双方最少投入了几万人的战斗，明军只报斩得2颗首级，损失却不小。柯汝栋报阵亡千总、把总、家丁109人，伤126人，损失马442匹；靖夷营阵亡官兵43人，伤63人，失马135匹；尤世功报阵亡家丁2人，伤3人。其他各地报被杀掠军兵、民众约300人，损失牛马粮食若干。后金这边声称俘虏了8000多人，这些民众大多是居住在明军已经放弃的懿路、蒲河城中。

这场战斗雷声大雨点小，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一场辽东军与后金军之间堂堂正正的交战，双方都投入了万人以上。明军的描述是，入寇夷虏不计其数。

《满文老档》表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倾巢而出，兵力加起来的确有数万之众，不过后金军战线从懿路到沈阳几百里，沈阳方向兵力约1万人。战役中，明军精锐部队至少敢战、能战。从战报看，明军前锋两部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整体并没有崩溃，这是辽东军一大进步。

但接下来在沈阳城下的战斗，后金就没占到大便宜，甚至吃了小亏。经过一年的经营，沈阳、辽阳这些城池已经颇为坚固。沈阳城外里里外外挖了十道一人深、底插尖木的陷阱。越过深沟后是一道深壕，壕内边上有一二十人才抬得动的大木围成的拦马墙。

这还没完，在深壕后还有宽五丈、深二丈的壕沟，一样底插尖木，内围拦马墙。墙后排列有炮车，每车大炮二门（弗朗机）、小炮四门（火绳枪），两车之间又安置大炮五门。只有越过如此严密的工事，才能摸到城下，城头之上还有枪炮伺候。

如此严密的工事，岂是后金军随便可以染指的？明军依托工事，枪炮迭发，城下又大军厚积，先后合营2万人。

后金军并没有存心想攻下沈阳，因此在兵力调拨上并不充分，沈阳城下只有万人上下。战术安排上，既没有围点也没有打援，任由明军援军到达城下，显然努尔哈赤并没有做好与明军会战的准备。

兵力处于弱势的后金军，对明军云集有所忌惮，这从正蓝旗主力部队的动向可以证实。过去作战，后金军鲜有不敢前进的状况，此番导致莽古尔泰差点失陷城下。回家之后，努尔哈赤因此非常恼怒，差点要把额亦都斩首。前后一系列情况，说明后金军在沈阳城下是吃了亏的，否则努尔哈赤也没必要如此动怒。

沈阳城下一场“大战”，双方都没想要决一生死。努尔哈赤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浑水摸鱼冲击沈阳城门，成功了能一举击溃辽东主力，在沈阳大抢一把；不成也无所谓，本来就没有以攻城略地为目标。所以后金军浅尝即止，双方几万人的交战就这么虎头蛇尾地过去了。

努尔哈赤抢到了粮食人口。熊廷弼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最后以相对少的损失逼退了后金，保住了几座大城。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这是熊廷弼在第一次辽东经略任上，参与的最大一场战役。他并没有参与战场指挥，只是亲自率军增援。有传，熊廷弼还在城头亲自擂鼓。主帅亲临战阵，极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辽东历任经略中，无论杨鎬，还是袁应泰，甚至是孙承宗，临战之时都没有上前线督战。

熊廷弼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众多经略中的佼佼者了。将为军胆，如果说熊廷弼有哪些名将风采，那敢于亲临战阵便是最突出的一点。

熊廷弼会打仗吗？

熊廷弼被后世称为名将，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盛名难副呢？

首先，有必要厘定一下名将的定义。历史上的知名将领，无非韩信、岳飞、霍去病、郭子仪之类。到了明朝，可称为名将的，也就是徐达、常遇春、戚继光、李成梁等，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武人。

熊廷弼是文人，文人掌军所谓出将入相，纵观历史无外乎曹操、诸葛亮这些远古大神。自宋以降，为了压制武人的野心，朝廷贯彻以文人掌军。科举出身的儒生，以经略、总督、巡抚等身份担任军队的统帅。特别到了明朝，文人掌军已成定例。大明一朝最牛的“儒将”，非于谦、王阳明莫属，后者还因督军平叛而被封为伯爵。明朝的文人可称名将的，也不过寥寥数人。

但文武殊途，武将自幼习武，显然更加通晓军事，善于指挥作战。文人掌军多数负责大战略的制定，以及军队人事组织、后勤保障。这以经略、总督、巡抚职称经常带有“兼理粮饷”的差遣可证。对于一个经略而言，能选拔优秀将领，组织好军队训练，保证粮饷供应，以及制定好战守的策略，已经很有军事才能了。真正上战场杀敌，指挥具体战斗的事，真不能指望文人包揽。就像许多巡抚、经略那样，战斗胜利通常记的是“运筹”之功，也就是在军事会议上制定军事计划的活。

除了辽沈之战，熊廷弼基本没直接参与战斗，但他有许多别人没有的长处。比如在军事上，他尊重前线将领的判断，敢于放权，从不瞎指挥。

万历四十七年夏秋之际，辽东兵微将寡。包括文官的道臣韩元善、阎鸣泰，与几位总兵都认为，沈阳位置前出，且民众逃跑一空，已经失去了作为战略支撑点的价值，在那里部署军队完全是白给，只会受到更大损失。在沈阳问题上，熊廷弼积极听取下面将领的意见，并且就此向朝廷发出了请求撤守沈阳的奏疏，但这个建议被皇帝否决。

既然朝廷不许撤，熊廷弼只能反过头做部下的思想工作，允许各营收缩兵力，在辽阳与沈阳之间设置营垒。他只是提醒几位总兵应该商量妥当，采取机动防御，不能让女真长驱直入。熊廷弼的放权，体现在他给贺世贤总兵的一封信里：“兵法云：‘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佞既以辽、沈交付三将军，一切应撤、应留事宜听将军便宜行事，但求南顾辽、北顾沈，以期完全无恙，不佞不能中制也，此复。”（熊廷弼集·答贺总兵已未十一月初七日）

在沈阳撤守问题上的操作，体现了熊廷弼高明的管理艺术。一方面，撤守沈阳是下级官员将领的意思；另一方面，朝廷不许撤退，那怎么办？熊廷弼既要满足朝廷不得放弃沈阳的旨意，又要满足将领们收缩兵力的意愿，还要在实际情况中不能出差错，万一有战事还得守得住。要实现以上所有要素，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从熊廷弼处理来看，他实际上是听取了总兵们的意见，撤守了沈阳，只留少量兵马象征性守备。

熊廷弼这种指挥艺术，就是一种协调能力，同时满足上下的意见和需求，达到某种平衡点。运气站到了他这一边，此时努尔哈赤正努力消化吞并海西的成果，从而让辽东前线赢得了喘息之机。

万历驾崩，熊廷弼被弹劾离任之后，辽东经略换上了袁应泰，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倾巢而出，先下沈阳，再于浑河歼灭川军、浙军，最后攻破辽阳。明朝辽东防御体系再度全盘崩溃，十几万大军溃败，袁应泰殉职。当时朝廷中就有大臣说，假如熊廷弼还在任，就不会发生辽沈之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熊廷弼还在，这些事情真不会发生吗？

如果拿袁应泰的辽沈战役对比熊廷弼在8月份打的沈阳保卫战，可以清楚看出：袁应泰的辽沈战役是关系到辽东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双方都压上了全副家当；而熊廷弼指挥的沈阳保卫战，不过是扫荡和反扫荡级别的战斗而已。

在辽沈战役中，许多人把贺世贤、尤世功的败亡原因，归结为两人出城浪战，以及降夷（奸细）反水。这些看法有道理也没道理，所谓出城浪战导致失败，只是书生之见。守城必须要出城，否则人家可以挖地道，可以开闸放水，可以挖城墙，有一百种方式教训只守城墙的军队。贺世贤、尤世功出城接战是没错的，而且后来两人也都退到城下结阵，想凭借城墙、深壕，配合火器守备。

对比一下之前的沈阳保卫战，明军战术如出一辙，贺世贤同样也出城迎战了，怎么结果却不同？明军在两战的区别仅在两点：一是前一次城中没有降夷反水捣乱；二来熊廷弼亲率援军前来，经略顶到一线靠前指挥，虽然未必能对军队战术、战法起到作用，但对军队士气与将领作战决心确有帮助。所有区别仅此而已，要说这样的区别能决定战役胜负吗？真的非常难说。

如果非要给两战不同的结果找个理由，只能说沈阳保卫战时，努尔哈赤并没以占领辽沈为目的，而到了辽沈战役时，努尔哈赤是做好了充分准备，下了决心要攻城略地的。可见，辽东战局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后金，本来两军战斗力差距明显，加之战略主动权易手，战争结果就由后金一方决定了。可以得出结论，即使熊廷弼代替袁应泰，也未必能扭转败局。

熊廷弼是晚明罕见的知军事、有胆略的文官。他能够不顾自身荣辱，据理力争为辽东争取到资源，调集了大量军队粮饷，保证了将领和士兵的作战需要，使原先残破的防线变得坚固，这就是他最大的功劳。总的来说，熊廷弼就是一名总协调人，而不是可以亲自上阵指挥作战的将领。